预习流浪
我走到柜台前，把支票递过去，银行职员微笑说，“请出示你的驾驶执照。”
“我是外国人，”我告诉他，“没那玩意，不过，我有护照。”
“护照也一样。”
“但是，我没有带护照来。”
我觉得我有点行骗的嫌疑，因为银行职员的表情越发职业化了。果然，他继续微笑着说，不对照一下证件，他很难给出这么大数字的美钞现金。
我看了看身后，身后排着长队，角落里走动着警察。我再看前台职员，不声不响的，我从背包里掏出一迭报纸，把报纸举到柜台的防弹玻璃上。英文报纸上面还有中文，在中文和英文之间，是我的照片。一个抱着双臂微笑的我。
他连说，行了，行了。他数了钱，推出来，还带着话：
“奥，我每天都在读你的文章。”
那是1988年，我到美国给《旧金山观察家>报写湾区印象。我是一个外国作家，住在高级公寓里，公寓在陡坡的顶上。俯在临街的窗边，便眺望到海了。天气晴朗的时候能看到海上一座孤岛。冰箱里有香宾，国际长途随便打，通讯设备费用通通替我付了。我突击采访，采访警察局日常工作，采访竞选市长，看棒球大赛，观察上班塞车，吃新鲜生菜和橄榄油的雅皮午餐，到健身房跳有氧舞蹈，在酒巴跟单身男女聊天，参加报社编辑日会。
到文章在报纸上结束的这一日，编辑问我：“你能不能换个角色？像一个初到此地的新移民，在中国城里找找活儿干？我派摄影记者跟着你。”
我想了想，从朋友家车库的垃圾袋里拣了件汗衫套在身上，是人家男孩儿准备捐给救世军的。然后，朋友的“奔斯”车带我到了旧金山的中国城，在岔路口上把我扔下来。我跟摄影记者约好在这个地方碰头。不过我不认识这个记者，我们没有在报馆见上面。一个脖子上挂着照相机的老头儿出现了，我奔上前去，那人转身就逃跑。我停下脚，楞住了，然后，想起来了，这里到处是观光客，谁都可能有相机啊。
笑着，张望着，觉着有人在给我照相。这是摄影记者，这一次毫无疑问。这个家伙浑身上下挂满相机，人很年轻，不难看，名叫迈克。
我问迈克怎么走？告诉他，我从来没有到过这个地方。迈克回答说，他不能告诉我怎么走，他领到的任务是，跟着我，悄悄地，像策划的一样。而整个策划是，我先找份工作，然后，到城里头中产阶级大店Mac'y门口，像无家可归的人一样跟过路人讨钱。
我和编辑一起研究过“我”的形象：娃娃脸，眼镜，瘦弱。这样一个东方文化女子，怎么能像无家可归的人？
我的无家可归摸样是：旧汗衫，牛仔裤，两只手里提着全部家当，是从超级市场来的两个牛皮纸包。一个纸包里装着我要饭的道具。在另一个纸包里，迭着一件丝长裙和一双高跟鞋。
摄影记者迈克悄悄跟在后面，和我保持着一段距离。没有人看出我们俩是一伙，而他也很难给我更多的背景指点了。我不大会说英语，他是一个字中文都不会说。我们无以深入交谈。
是下午的时候，天有一点阴。我在旧金山中国城里瞎闯，一看见餐馆就钻进去，要求见老板，见了老板，就恳求“刷盘子”。一连钻了三个餐馆，都被凶巴巴的广东话顶出来了。刷盘子不像听打工故事来的那么容易。我重新站在路边，突然看到对面有一个天主教办的养老院的牌子。我立刻穿过马路，走进去，一直走到办公室，张口就要求当看护。我在填写申请工作的表格了，我希望当场就能上班。主管小姐看着我，低声问，“为什么这么急着上班呢？”
我说我需要钱用。实际上，我感觉到躲在屏风后面的摄影记者。我怕迈克等得不耐烦，更怕他没有得拍，他没有办法交差。主管小姐当然什么都不明白，但是挺同情我的焦急。她一直把我送到大门口，边走，边指着被车推来退去的风烛残年，说，以后，你要天天和老人们在一起，能行吗？我看着周围，她好象觉出我的茫然，直安慰我，“耐心等一等，要考查的，最快也得三天后才能考查，这还是作了特别安排的。”我一面道着谢，一面翻了一下心里的日程安排表：三天之后，我应该到洛衫矶一个大学作文学讲演。
我继续在中国城逛。我拼命地找工作。在欧洲访问时，我去过巴黎、伦敦的“中国城”。各地的中国城，在我看来都有一样的地方，都不十分我的中国。描龙，红柱子，广东话。我只体会着冷漠。只隐约知道，假如真有急需，会和在任何的外国一样，在这里我感觉到无依无靠。
一个下午，眼看着就这样过去着，我没找到任何活儿。跟在后面的迈克一定比我更焦急，他没有拍到一张有意思的照片。我有点累，有点渴，想了想，真是在这个处境里的话，你是不能够停下来的。于是，我挨家挨户继续闯。从一家杂货店退出来，甚至没有看清楚呢，接着就钻进了隔壁的店。进来了才发现，这是个小珠宝店。我楞头楞脑地照样问，“有什么活儿我能干吗？”人板着脸，照样回答说，没有活儿。就在我转身要走的时候，店里面一个女人叫住我。这女人灵活着一双眼睛，问我都有什么样的工作经验？我说，我没有经验，但是我肯学。在说这句台词的时候，我几乎要相信，我全都是真的了。
女人慢慢地打量我，突然，她遥遥看我的身后。我觉得莫名其妙，于是也跟着回头看。我的后面没有什么啊。女人问：“那个站在外头的人是谁啊？”我再一次回头，是摄影记者迈克站在珠宝店的玻璃窗外，正朝着黑洞洞的里面探头探脑。
“奥，他呀，”我噎了一下，编着往下说，“他是我的同学，我们一块念社会学，下了课，他陪我来找工。”女人用英语大声招呼迈克进来。迈克藏不住了，低头钻进门，笑着打招呼。女人快嘴快舌，不无怜惜地教我，“你应该跟人说他是你的男朋友，这样大家就不会顾虑你没有工作卡，就会愿意雇你的。”不过，她说，她的店小，生意小，实在没法用我，又不过，她说她姐姐在城里开珠宝店，是大店，一边说，她一边给姐姐打电话，上下看着我，跟那头说，“她没有任何的经验，但是，我觉得她非常灵。你试试她好吗？”
握着这个女人写下的她姐姐的店址，和摄影记者一起，我们俩立刻向城里冲。现在，除非是珠宝店敞开门让我们抢劫，没有时间了。不过，我满心是奔向第一个活儿的兴奋，边跑，边用烂英语对迈克喊，“你知道那女人教我什么招儿来着？要是跟人说你是我的男朋友，我就能找到活儿！我就能挣到钱！”“好呀，”迈克笑了，站住了，一指墙上。在街墙的广告里有亨德尔的音乐会：“我们去听音乐会吧。”他索性发出约会的邀请。
“行啊，不过，你让我先挣到买票的钱！”
就跟电影里的沙滩情侣似的，我们在繁华大街上跑着。太阳在下山了，我得赶到讨钱的地方，在最后的光线下拍到好照片。迈克熟悉地形，在他的指挥下，我只一手提一个牛皮纸大口袋，在全然无知的都市中，摇晃着一对大纸袋狂奔。迈克活像抢滩的海军陆战队员，披挂着几十斤的器材，跑得直喘，很快，落在我的后面。
我抄着近道，我穿过草坪，我跳越台阶。到了繁华大店的门前，迈克眯着眼查看光源，暗中一指地方，立刻闪开了。我在点定的地上立即坐下来，把纸口袋摆在身边。我微妙地捏捏两个纸口袋，弄准不会掏错了口袋。我打开其中一个口袋，从里面掏出我的道具。我肯定是怎么都不够破，不够脏，怎么都不够太穷的摸样，于是，我斟酌过讨钱的理由，斟酌着，我撕开一张牛皮纸口袋，把理由先用英文写好了：
“我丢了钱包，请给我帮助。”
我把这张写着墨字的棕色大纸在地上铺开，然后，从牛皮纸袋里掏出一个空冰激凌纸杯，这也是我从人家的垃圾里检来的，这个小设计，是为了让过路人把钱扔在杯子里。握着纸杯子，就在把杯子放到要钱纸面的那一刻，突然之间，我感觉到震动。一个很清晰的意识升起来，半生的狂奔，游走到此，在逛到这个陌生大都市之前，你从来没有张开嘴讨过一口吃的。
我感觉羞耻，感觉胆怯，还有，感觉无限恐惧——要钱的手，向前伸出，在伸向时空莫测的深渊。
我的眼睛盯在自己的手上。我把纸杯慢慢地向外推着。我的视线随着自己的手推开着。来来去去的脚透进视野。我看到在地面上移动的鞋。不同的鞋。鞋匆匆地。难道，就没有任何人停下一步，看一看这里坐着一个人？
突然，横下心来。既然已经坐在这里了，好歹的，我也应该看看你们的嘴脸？！我抬了头，并且，盘起双腿，两手搭着两膝，正视着眼前的景象。然而，我忘记追寻人们的脸，透过人流，我凝视着街心花园。花园里有几棵棕榈树，苗条，幽静。在闹市里，我陷入冥想。
就在这时，“哗啦”一声，杯子里落了钱！我一惊，看到一张白人老妇女的脸，这张脸斜插入我的视野。这个老女人看我的神情，是深受震撼的。她呆呆地看着我，我默默地看着她，都无话。我看着她艰难地直起腰身，缓慢地走开了，我想起来了，我忘记这里的文化规矩，我应该说“谢谢”。望着驼着的背影，不由猜想，我，打动了她什么呢？在我脚边写好的一段讨钱文字的背后，难道，隐藏着更多的难言的故事吗？“我”究竟包含着怎么样的故事？是不是其实被丈夫打了？是不是离家出走的单身母亲？是的，一个知识女性，要遇到怎么的处境，才会流落到向任何路人伸手乞讨的地步？
在我这样侧头观想的时候，又有钱落到杯子里，落下的声音是轻微的，是“刷”的一声。这是一张五块钱的绿色美元。伴随送钱的手的是一双年轻男子的眼睛，眼睛是浅兰的，是很冷的。紧接着，一双涂抹得极重的黑眼睛，伴着黑长发，一个东方女孩儿头像，入了我的眼睛的镜头。这个女孩儿拉起那个看我的男孩，双双走开了。也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份小零钱落入了杯子，跟最先扔进来的钱碰撞着，响着，我立刻计算，以这个速度，这样坐下去，我很快会成富翁了！而我的耳边响起了近乎命令的耳语：“走吧！时间到了！”
扔小钱的是摄影记者迈克。
我收着东西，迈克拿过我的杯子，掏出5块钱，还给在一旁给女朋友照相的年轻男子。那男子听着记者的解释，一声不响收回钱，眼睛还是一样浅兰，一样冷。
我扔掉了那个牛皮纸袋。
在分手的时候，迈克给我最紧急的帮助。他带我进了一家小服装店，跟熟人女老板打了个招呼，我就提着剩下的那只大牛皮纸袋，钻进人家的小试衣间，我掏出纸袋里的丝裙和高跟鞋，换上。接下来的安排是，立刻赶赴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为我设的小晚宴。
换上晚宴行头，我走出来，迈克在跟女店员逗笑，等着做工作告别。迈克的手依在衣架上，嘻笑停了，眼睛亮了，慢慢看我，喃喃说，
“想不到，你是这么漂亮。”
那是我的前半生。以“作家”的角色，我曾经有着在外国免费旅行的机会。我是个演员吧，第一次出国，就是因为演了易仆生的《培尔。金特>的妖怪——绿衣公主。在演出结束的时候，这个戏的翻译家肖乾先生跟上台祝贺的挪威大使介绍我的时候，形容说，这个演员还写了像易卜生的《挪拉>那样的小说。于是，我被挪威外交部邀请，游荡了那个北欧国家。
同时，我的书，口述实录《100个中国人的自述>，出了德文版。借着第一张护照，我继续游荡到欧洲大陆。我在德国，奥地利，法国，英国为我的书作讲演。当我在旧金山“要饭”的时候，《100个中国人>的英文版在兰灯书屋旗下的万神殿出版了。《纽约时报上>有书评，而我，因此游历美国东西海岸和许多大学。
我算是作家吗？在中国，我从来没有领过专业作家的饭票。因为那本书是第一本对中国普通人作出这样的采访，我获得了“记者”的国际声誉。而在美国的旅行，在外国作家和记者的双角色探险之后，接着，我是以我的本职，以导演的身份继续旅游美国，观察各种美国剧院。其实，从国际游走的一开始，我的一种私人爱好，一种个人探险的领域，就是剧院。著名的，无名的，以大海作舞台背景的。赶不上看戏的话，我乐意参加剧季结束时候的演职员自悦表演。我开着车，跑到莎士比亚故乡，买站票看《冬天的故事>……
所有那些文化角色的假流浪！你的飞机票，你的食宿，都有人管的，并且总是有人带着你走，沿路都有人在给你当翻译，各种语言都翻译成你的了。我在想，以“作家”身分作世界行走的时候，在80年代那个时候，无论如何，我是在东方“社会主义”的集体肖像里的。不管我的行为，我的踪迹，有多么个别，我属于特殊族群。
我们可能去国际著名博物馆参观。我们可能去著名历史事件地点凭吊。我们也去一些不正经的地方小探险，在这方面，我看了脱衣舞，进了赌场，还有妓院。我比男作家更无畏，也更无为，(我也写过去那些地方的经历，说到底，写我去了色情场所，又能把我怎么样呢？我的那些文字，也许不虚伪，一样够消洒，但是，和那个时代，和无数次的迁徙一起，消逝了。我是不存留自己的，也无人帮我留存，得以留存的，就是宿命了。)关于那个时候的流浪，我只剩了一段流浪歌手的文字素描。而在那些不脱离大结构的小游走里，我有我的恐慌，我有暗怀的焦虑。旅途的感觉是不确定的，因为签证，因为护照——只是我没有意识到，那些焦虑和恐慌，可能属于踏入丧失确定身份，进入所谓“移民”世界的普遍感觉。
关于身份，关于角色，关于流浪，我有一个鲜明的参照形象。
就在结束要饭，赶去赴领事馆晚宴的途中，匆匆奔走着，我偶然一扭头，看到一个无家可归的女人。这个女人坐在一个巨大门洞的阴森角落里，肮脏，破烂。脚边有三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她的全部家当，任何人都可以想象到，她提着自己，慢慢地走着，走累了，在任何地方放下自己，坐在任何可以叫做路边的地方。那时候打入我的眼睛的，是她的眼睛。呆滞，在昏暗中，无望，是这么明晰，是这么深刻，没有任何办法能将一颗心从这种无望之中救起来。这种感觉，你是可以感觉的，但是无以扮演。
后来，我把自己抛出中心。
如今的我，国际旅行是带着手提电脑的，是使用信用卡的，是用数码摄象机记录的，拍的画面可以依靠用网络连接的世界来传送。但是，那双清晰的，无望的眼睛，有时仍然在我的记忆中闪现。
我以我的方式，流浪我的世界。
2001.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