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我在网上经验的《独步东西》这本书，7月的时候上了中央台《读书时间》节目。我和节目策划人朱正琳聊天，说到读书本身。他说，我觉得自己的阅读在轻松中蜕化，回忆少年时代，其实我们分明可以读非常艰深的东西。
我被他，也可以说，被自己打动。想起自己的少年－－青年时代，我读黑格尔逻辑学，读天体物理－－不和你数下去了，我猜想，在我的网上读者里，我是学问最少的一个。文革那年我小学毕业，就近上中学，一天都没好好上，老师讲电正负极，我在课桌底下看小说，画画。工作了10年，后来学导演，看上艺术学院是唯一不用考数学的大学。于是，至今是科技全文盲。
在拍摄休息时候，老朱说，他因此编了一本小册子，摘引推荐来的好东西，读者锁定：中国大陆高中少年精英。
我不会又犯没说清楚的文字错误了吧：我想请你，特别是在海外生活的，在文化、思想、高科技领域钻研和工作的你，能参加作《成长》的推荐人。我把第二期《编者后记》放在下面。第一期编者后记和目录在我的“沙龙”（请原谅，我不喜欢这个小布尔乔亚字眼儿，但这不是我能控制的。）
假如你有兴趣参与，我寄你一本小书。我手边还有三本，晚了就没了。
编者手记
《成长》第一辑问世以后，一位长者打电话对我说，他已通读了全书并且很感兴趣。然后他补上一句：“我们这一代人几乎没有自己的青年时期。”我想他的意思是要告诉我，他这样一位老年人爱看《成长》并不意味着《成长》面向青年读者的定位落了空，他只是在补偿当年呢。但我听见的也是一声浩叹，一声发自内心的浩叹。身体在成长过程中若遭遇饥荒年代其发育必定会受影响，精神的成长又何尝不是如此？这位长者长我一辈，这一声叹息却与我的编辑初衷发生共鸣。——看来我们在精神生活方面有过一些相同的经历，与现在的青年人不太一样的经历。然而这位长者似也深知，《成长》并不是怀旧情绪的产物，所以他又说：“我们这是在谈论成长，而不是在谈论萎缩。”
此诚可谓“知我者言”。不过，我只是在编辑一种读物而已，比不得著书立说，不宜用阐释立义的方式来放大或拔高自己工作的意义。振振有辞地阐释自己所做的那点事，一多半是出于自恋。我今日难逃此嫌。好在市场经济有其效应：顾客不掏钱买，再自恋的人也会清醒过来。所以我正忐忑不安地期待着我想面向的“顾客”的反应。我再说一遍，《成长》是为智力生活活跃的青年人提供的一份“快餐”，只不过我希望“顾客”从中得到的不仅仅是饱足感，而是也产生出一种更强烈的“饥饿感”——一种想去“吃大餐、赴盛宴”的冲动。但愿青年读者们不会认为我的这些想法只是一厢情愿，但愿他们不会认为我的这种做法只是变着法儿在说教。我知道他们有一条颇具时代特色的座右铭，那就是：“千万别中了他（或她）的语重心长计！”但愿我在他们眼中不是这样一个他。
让我略感鼓舞的是，这第二辑已开始收入青年人的文字，且征得作者本人同意。按荐稿人张辛欣不无戏谑的说法，正在美国耶鲁大学三年级念书的高歌小姐属于美国“新生代”。可是她的《老师要进国会山》一文却让我立即想起胡适先生自述的发生在1912年的一段经历。角度很不一样，表述也很不一样，但感受却极为相似。近一个世纪的沧桑巨变之中必定有什么东西没有变，“新生代”与“古生代”之间必定有什么地方可相通。高歌小姐在《读书时间》演播室里回答现场观众有关“是否存在代沟”一问时说得好：“代沟可能是有的，但大部分问题都能通过对话来解决。”在她这或许是一种切身感受，在我这就是编辑《成长》所抱定的一种信念。 －－朱正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