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还是不用回忆?

淡绿色的纸，薄得半透明，一页400格，边上小字：首都电车公司印制。我折起来一迭这样的稿纸。扔进邮筒的时候，听着有点重量坠落的声音。离开邮筒之前，站在原地，读了读开箱时间。

一个月之后，我走上长安街，走进一片灰房子，站在门边。室内很暗，桌椅，柜子，都是深色的，有几个人，脸全部落在昏暗中，于是神色都不大看得清楚。我站在门口张望着，一直望到，有谁在角落里发问：“什么事？你找谁？”

“找谁都行，”我说，“写了一个短篇，来问一问，你们是打算发呢？还是不打算发？不发现在就退我算了。”

一个编辑看看另一个编辑。这样上门示威的业余作者怕是有一点罕见。被看的编辑开口了，吐出可以预料的台词，是到处一律的官话：“我们正在考虑用不用，你回去等吧。”

我从来不相信等待。独自杀上门来，其实也别无退路。

而我等来的，是后来我拥有的“作家”头衔的开端，是我的第一位编辑，傅雅文。那是1978年初，我在北京医学院团委工作，住在大学广播站里。外面在刮大风，木窗摇得咯咯直响。我是在讲小说，还是在讲什么，我滔滔不绝着，和大风搏斗着，人跟名字一样优雅的傅雅文，微笑着，倾听着。

那时候，我全然不知道，她其实是来考查我的，或者说，是来最后拯救我的。那篇稿子据说在编辑部里有争议，争议并非后来我的写作专利，我的写作主题总有争议什么的。编辑部的争议是，这稿子属于可发可不发的小玩意。后来传递稿子故事的人说，傅雅文属于觉得该发的编辑，于是，编辑部就让她来找作者谈一谈。假如她觉得这作者还有潜力，就发表，以鼓励新人，要是看着出息不大，就算了。（我们后来都可以英明地怀疑，写作者是能看出来的吗？特别是在商业化社会之前，那时有几位作家会说话？会作自我推销？）

一定都是我在说话。不过，在旧日记忆中定格的，是傅雅文手中捧着的一杯水。她在用一杯热水焐着冰冷的手。我深受感动，人家是冒着大风找上门来。不过，我专注于记忆的，居然是自己的杯子。那是个果酱瓶，瓶子外面套着绿玻璃丝编的塑料套，塑料套是我自己编的。人们，女人，还有男人，有多少人曾把心思耗费在玻璃丝的编织搭配上？我的那个“处女作”，那个短篇，写的是一个初恋的故事。一个小护士，想上大学，错过介绍的约会，不想，却在病房里和“他”相遇了。那种故事的设置后来大可被指责为虚假，当然，在如今的好莱坞风格里也极是正常。而在大风中，在语流下，自我搏斗的真正问题是，我在背着父母，对抗着我工作的政工系统，私自结了婚，私自作流产，在谁都预言的，我将失败的婚姻中正在失败着，而我坚持着上班，放弃着考电影学院的机会，为了保留住我的京城户口，让他可能从边疆调过来打通他的艺术通道，我不向任何人表露任何。自然，我不会和文雅的编辑说这些。你想过说吗？你想过应当这样写吗？你想过这属于发表的范围吗？比起如今棉棉卫慧们的故事，这种感性的自我搏斗，故事发生的太早了。大风中多少孤独的笔，在“初恋”的处女作里，委屈地，艰难地，适合着社会的开放尺寸……

小说发表了，发在最后一条。当时还当着工人，后来京城文学理论大腕李陀说，这个小说根本应该打头条！当时还在门头沟煤矿的陈建功说，这个作者有种透明人物的能力，读者能直视人物的内心。后来的部长王蒙大人说，此人深得俄罗斯文学熏陶。当他们这样说一个小说的时候，谁都不知道谁是谁。后来，我跟王蒙几乎可以说是“政敌”。我和陀爷在美学上分道扬镳。陈建功，终于作了我们这一代最高的文化官员，几乎首席？－－请原谅我不大明白如今的排行方式。而我，因为那个短篇小说，从头混入中心文化圈子，我从头徘徊着，脱离着，到如今，远离着文坛中心。然而，我们能有宿命的相交，都借助着当年挺土的“北京文学”，请原谅我的言辞，虽然，早就拆掉了城墙，北京文学的风格，很京城，至今很难挣脱出城墙………

我的回忆，与其像如今网上的搜索，迅速地，准确地罗列着，不如形容，像普鲁斯特口中感觉的那块小点心。只要尝一下，它就像杯中的东方纸花一般，自动地伸展开来－－一个消逝的时代，会全部地涌上心头。

回忆，难道还是一个需要问的问题？！

这位编辑和我是用email联络的。万里之外，如今很不难约稿。不用跑了，也无法跑。在催稿结尾的地方，她（我猜想，是她，不是他，因为她的名字里也有女性的“雅”）。她使用了一个微笑的符号，在我读来，这个网上符号有着央求的意味。因为我们这些成着“腕儿”的，很可能傲慢地端着架子，推说忙。我真的很忙。欠着翻译稿和广播稿不说，还欠着改自己的书，自己上网送天下，欠着拍电影－－数码方法的，（也从《北京文学》起家，后来成了美国文学院士的张洁，要是读到这地方，可能会尖刻地笑起来：“瞧这家伙装得多前卫！”）我答应写稿子，是因为我有疑问。e书会当道吗？所有“老一代”读字的人，读文学杂志的人，还在给文学杂志写稿的人，是不是一个日益缩小的群体？要比孤芳自赏更清高着？还是，比“想当年”开放之初，更得向人人都低头，继续隐藏着自我的真相，在局部势力范围里，为残存搏斗着？

于是，让我们在这个时刻回忆，是为了告别的聚会？还是，为了提问题，以求新生？回忆会永远自动涌现？还是在回忆中落入枯竭？北京文艺，感激你的时刻，我的回忆本身，也许变成一个自我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