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林偶然提高着声音，兴奋着，叹息着，然后沉默片刻。用编辑的行话说，她来北京组稿，讨论的是我在写的小说《在同一地平线上》。我们跳跃着，不停推进着，小林的丈夫小祝站起来，转个圈，坐下来继续听。我暗自提醒好的所有应当端着的礼貌，至少应当保持的距离，比如，我们初次见面，比如，她过于令人景仰的家庭背景，她的父亲是巴金，比如，她是最有影响的《收获》杂志的副主编等等，在立刻进入小说讨论的时刻，所有自我清高的内心防线都被穿透，都消逝得无影无踪。
对于小林，我曾经的念头应当属于很不可告人的？我简直是不无残酷地想：多可惜她还在世，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借着众人哀惋的热闹，把我的观察和感受真切表达？所谓追忆似水年华，凭借文字交往的这一行的规矩，活该着阴差阳错？这种时不时冒上来的念头，随着地理和岁月的距离一起淡去，另外一种想法清晰逼近着。这题目是从《收获》开过的专栏上偷来的。进入90年代，李小林开出“河汉遥寄”，缅怀故去的文化前辈。我住在地球另一边，在她的清晨，我的半夜，继续读着她。我受到相反的启发，好象不能太有教养地等下去了。一个个只有自己相知相惜的生命在离散，何必留在一方纵有灵魂，却全无感知的身后？
Fiction，小说，英文意思也是：虚构。我觉得，从那一次开始的我们两个漫长的对话，连接着我和她的生命方式，就是对于虚构真实做感性探讨，寻找实现。在80年代风光一时的小说写作者里，我写的实在不多，而李小林一个人，编辑了几乎我所有最主要小说的稿子。我有时看一下自己的（各种文字的）出版简历，以及后来的人生旅行地图，一个非常直接的念头是，假如没有李小林，我的生命轨迹会是这样吗？
李小林是不是也这么想呢？我再没有机会问问她，也不好意思当面问，但是，至少，她很可能觉得她把我拉下了如此深水。
《在同一地平线上》的稿子进印刷厂排字的时候，小林和小祝一起，把小说讲给电影《小街》的导演杨延晋。于是我被带着到上海，在上影厂文学部小楼上，在文学编辑小祝并导演以及摄影、音乐、美工和制片，在一屋子人面前，把个8万字的中篇小说生生背了一遍。这部小说的一度风光和曲折够一点好莱坞景象？
从这篇小说开始，我接下去写的小说都进入特别批评界的视野，我的处境很使一些写作的人羡慕，一个专业作者对我说，“我辛苦写了一辈子，都没人理睬，你多福气，写一篇，批一篇！”那时候中宣部长要找我谈话，教育部长因为我的小说批评我的学院，而我在沿长江而下，在县剧团排戏，同时采访《北京人》，地方上的文化局一发现我是因为写小说被大报点名批评的人，很吃惊，也很兴奋，对没有报告我的人大声呵斥。我在小镇过夜，在甲板上过夜。这样，一路到了上海，小林安排我住进锦江饭店，感受着空调的时候，很有一种不真实的虚荣感。接着，小林请我吃饭。
好象从来都是她请我。好象这是到上海的常规之一。我们去过“红房子”什么的，但是，那一次，她和全家带我上了一家宾馆，吃的是很正式的西餐。再不懂世故，再迟钝，我也在一道道菜面前慢慢吃惊起来。这很贵呀。我说。放心，小林欢天喜地着说，放心，爸爸掏的钱。
我深知被厚爱。不会不体会和不看见小林待我的所有自然自发的状态都有着文人的最好传统。应该说，我比很多真文学角色都幸运。为了照顾爸爸，小林和小祝一直睡在放她爸爸大床外面的小隔间里，这个不成为房间的地方只有一张双人床的宽度，角落里有一张小小的两屉桌。她在这里看校样，她手边的校样，是特别薄的纸，铅字上飞出的红线，也是我的小说触发点。
写着《地平线》，我已经相当不耐烦了，我看见都市水泥盒子里梦境贴着地面滑行。在她的小桌边，我看见新的女主角，她是一个为童话故事书稿作校对的人。
小林马上告诉我，实际上还要更枯燥呢，为了不让故事内容转移注意力，校对员会逐行反向对比原稿。她一边说，一边给我做示范。这个细节使我着迷。我一次次折叠起字，看故事是怎么拆开的。
这小说的结构也是一段段拆开的。
然后，她又告诉我一个情节，是她的女儿端端班上的真事，好多孩子都跟随老师嚷嚷说，再不和一个男孩玩了。因为他居然摸女孩子的脸！好流氓呀！她用几乎是童稚的高音学着孩子们跟老师人云亦云的口气。然后我们，大人们，就如何对孩子表达道德状态的大人的尴尬微妙自嘲着。所有这些小对话，几乎就“搬入”了《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的小说，不过换到一个10平方米的家庭里，所有家具都是折叠式的。这篇小说是我到美国康乃尔大学东亚系做访问学者的直接原因吧，它至今是系里的小教材之一。
虚构的真实部分，在我以小说的方式处理生活时，编辑，使我这样的写作者和生活有一条通向演出后台的特别小道。我长期过单身生活，小林的家和她的生活经验，也是我写小说得以借鉴的窗口。
那时我去上海，总是为小说改编电影做编剧，总是住上影厂文学部，我的小说编辑总是李小林，而我的电影编辑总是小林的丈夫祝鸿生。于是成了惯性，小祝过几天来看我一眼，时不时说，今天晚上休息一下，不要写了，到家里吃晚饭。我就按照时间，放下笔，放下书报，沿着小菜场，一路瞧着挑剩余零星鸡毛菜，转入小街的梧桐树之间。对于我来说，整个80年代，上海的全部，就是小林的家，和上影厂文学部到小林家之间的静谧的道路，再没有更多了。
如果去她家早了，她还在看校对稿，我就坐在桌边等，然后说着话，等着老姑妈吆喝吃饭。没暖气的冬天的上海，在我看比北京冷得多，而这个旧时的角落留给我记忆。桌上有墨绿丝绒压玻璃板。一天我们说话的时候，她不停挠着右手外侧缘，不经意地说，趴在桌上看校样，手在玻璃板上移动，一部稿子看完，生出了冻疮。如果记得不错的话，那是谌容的一个中篇。
要写任何小说的幕后观察，都必须讲到从编辑部退回来的自己的手稿。手稿上的字迹提醒着自我的真正相貌，而稿子上面的所有红圈儿，所有编辑的修改，总使我再阅读时脸红心跳。
编辑有没有编辑的特别性格？王蒙大人（以部长时代称呼）当《人民文学》主编的时候，正逢因为小说遇到麻烦，没有剧院敢要我。我到编辑部去交稿子，王蒙便用半玩笑的他的真口气说，“假如实在没地方可去，可以考虑让你来这里当编辑，不过，你要看初稿。”
那可能是我离文学刊物编辑的职业最近的时刻？我不免认真想了一下，或者说想象了一下我做编辑的模样。对字迹歪扭的稿子，糟糕的文笔，全谈不上想象力，更无风格可言的恶劣故事，我会先嗤之以鼻，随意修正着，口出狂言着，造就一个新的故事也说不定，然后，以沉默和耐心爬上“捧角”的位置，只看名家来稿，尽管心里仍然嘲笑地自由发挥着，再接下来，我就更体会到期刊挖掘和期待人才的不易了，我会耐心了、有奉献心了，在此心中渐渐消磨了自己。恐怕我抗争我这类二三流所谓创作者的能力并不够。于是我对王蒙大人说“不”。
以我看编辑，这是一种角色，也可以成为一种人格力量的具体象征。并且，这个奇特的位置无以置换，无以模仿，因为写作者不在编辑的角色里。
“下一个小说写什么？”小林总是问。
以刊物为小说的实现，这规定了我的表演性。我从来没有出书留世的目标，于是，截稿时间好象是我写作的某种实现极限。我每一个小说都不成熟，最坏可以拖延到下一期发表。而我好象总是在下一篇小说的拖延中努力挣扎。
所有给小林写出的小说稿，都先和她说过。就像做话剧，我说片段，说对话，说气氛，我感受作为听众和观众的她的反映，一些先前没有“看见”的句子和感觉，会在凭空说的时候悄悄延伸出来。我能生动说出被评论家说得花非花，雾非雾的《我们这个年纪的梦》。更能大砍有侦探味道的《封片连》。前景的听众是她，后景里还有不定时坐在客厅角落里的巴老。他一头白发，笑眯眯地听着，暗中助长着我的自信。用嘴说要写的小说句子，对于我，恐怕有增强自信的心理作用。用嘴喧染的时候，手势加上声音，可能也加强了文字之外的幻觉性，我因此欺骗了小林的“同情”也说不定？
1987年的时候，没地方住，我和朋友借了处公寓，因为借公寓，帮朋友看着孩子，就看出如何在私人感情生活里对小孩隐瞒的故事和感觉。也是先大张旗鼓着和小林说了，便是《这次你演哪一半》的原形，然后，在双月刊的逼迫下，被限定又限定了，终于交了稿。发表了，小林只说了一句：写出来，不如你说的好。
我很知道。也很在意。只是不知该怎么修改。那时，物价飞涨，民怨载道。我在采访一段历史，心情全在崩溃状态。我推翻了两个开排的戏，撕掉了好几个短篇。挨到初夏一天，大家在文化聚会上讨论时尚的“新权威主义”，黄子平和我说这小说的结构问题，因为他在带孩子带出了关注。我看看他，突然起意，便又改了整个结构。我觉得是表达那些材料最好的可能性了。小林后来看了一遍，说，似乎还是没达到她想象的地步。作为编辑，她和小祝都夸过我，说我是个肯听编辑意见并且肯改的作者。
小祝永远不可能知道了。而小林可能还不知道，我其实有点怕她。这大概也来源于专业训练，是戏剧的艺人心情。一个表演者的正常心愿是希望观众喜欢你，换了写作者的角色，至少的至少，总希望编辑读着能喜欢这东西。
小林的身体不好，“林妹妹”，是小祝和我对她的戏称。她身体不好的原因，我觉得也和文字有关，她对作者和作品都有相当投入。用泛滥感情的美式说法，我觉得，说她“爱”作者最准确不过。不点80年代所有文学名腕儿了，不说稍后的余华，还是余秋雨，或者不那么闻名的写工业题材的水运宪，写军队题材的崔京生，在我听来，好象都是用感性的，喜气洋洋的口气说作品和作者，可以听出来她喜爱每一个并且是“这一个”，并不比我更少，还好，也不更多——不是没有一点点嫉妒吧？我永远奇怪的是，她不可思议的单纯和复杂性，她的包容性。作为一个业余写小说的，替一个大期刊的主要编辑想象一下，其实也怪可怕的。要不断地发现新人，不断适应题材和方法的变化，编辑逐新的敏感和能力，是以为有想象力的小说作者常常不具备的，当我读她刊物的专栏的变化，也都是在读着某些张大的她。我好象不断会发现着我本以为我把握了，我知道的她。
要照顾父亲的身体，再担着自己的身体，80年代中后期小林屡屡有意隐退。大概，她从头就没想“一辈子”做杂志。从认识她开始，她就想着退下来，退回家里守着父亲。每当她说到“隐退”的念头，我便跟着惶惶然，我就会想，假如她不干了，我也就不写了，还给谁写呢？至少，全没有了发表的紧迫感。后来，直到至今，当我真的离她远了，这念头果然很真实。
还是头一次见面的同年夏天，李小林邀我到莫干山，《收获》在那里办了一个笔会。这是我整个“文学生涯”中唯一参加过的笔会。并且，只有笔，没有会。同去的作家都问，你怎么老呆在屋里不出来？我还在写《在同一地平线上》。小林看了稿子，我们又讨论过了，都觉得我应该再写一稿。因为我当时在念导演专业，从早到晚是练功，上课，排戏，我用半夜、星期天和寒暑假断续地写这个小说。对我这样外行的笨蛋说来，做小说有着计算结构的相当成份，写的艰苦，倒很在其次和理所当然。我信奉结构的力量，不能忍受写还是读流水帐式的小说，但是，反复琢磨结构的脑力活儿却很让自己头晕。就这么写着——计算着，我累“倒”了，不得不躺下来了。我至今能清晰看见李小林惊慌失措的模样。我一边晕得要命，一边很想大乐，我真把她吓坏了，她直觉得对我倒下有直接责任。
人都出去玩，她坐在床边陪我，我们小声聊着天。我们聊到《地平线》里并没写出来的更真实的部分，然后，也聊到她的母亲。那时，我刚读过巴金的《随想录》，在《怀念萧珊》里，她的父亲写到，她患了癌症的母亲最后一次进医院接受治疗时，在离开家之前停了一步，环顾一下，她大约知道自己再不能回来了。这个平和的句子在这篇深切哀悼的散文里形象极是突出。我们讨论到散文的后面。在悄悄地，无补地，可称为“分析”的追悼中，我们体会她母亲之所以患了绝症，也许更和心理原因有关。试想，一个经历单纯的学生，一直跟随着自己所敬重的人，无论她读过多少场面惨烈的文学名著，无论她相当经历着战争、动荡、改朝换代各种时期，她总是被景仰，被文化，被有信念的互相持重的人们环绕着。于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到了人突然之间全部都翻了脸的时候，她实在实在是“想不通”。她其实从来不懂世道，内心深处无论如何想不通，可能是杀害她的致命所在。
当这样轻声讨论的时候，我在枕头上看着守护床边的李小林。我知道，我想，她自已也知道，她也相当不喑世故，此时环绕她父亲的人，将来自然可能变脸，人更可能的是，慢慢地，自然地，离开着她。于是我暗自立了一个“誓”：将来，当李小林有难的时候，我一定要忠诚。那一瞬间，我肯定有着某种儿童心理，我甚至看得见她未来遇难的时候，在怎样的重重困难之中我解救她的英勇行为。我相信自己是一个重信念，重友情，并且极重自我誓言的人。但是，到了后来，当一种最后时刻真正到来的时候，我并没有做到。
我们说过许多话。我保留着那些促膝谈心的画面。我们的谈话大都可以“这真可以写一个小说！”的小结停顿。
我记得写完《在路上》是半夜十分，我拉过一迭纸，给小林写信。自言那个小说结构是我自己的最高境界了。我们写过许多信。但我好象并没意识到。一直到走了很远之后，我才发现，我们曾经怎样地全靠信件交往。
1988年秋天，我到美国康乃尔大学做访问学者，临走的时候，我对小林说，和以前出国不一样，有一种16岁时下乡的感觉，因为这一次要带被子。于是我们说好，我写一本“日记”，《洋插队手记》，回来时在《收获》上发表。
到美国之后，接到小林的信。她说，从前有什么事随手往北京写信，现在感觉遥远。
我不相信距离。我仍然写信。并且用两个本子写日记。一本是自己的，一本是为了她，为发表的。两个本子渐渐混了起来，而我立刻就“洋”了，在学院给个人用的电脑里装上中文软件，用电脑给她写信。
我的信很有点儿进洋学堂的兴冲冲？就像她爸笔下世纪初的人物？我在舞台上演过琴表姐呢。她来信说，整齐打印的字使我感觉到你远了------
但是，我仍然用电脑写，热情地写。电脑掩盖了我缺乏正规教育的思维修理，掩盖了我写作时对内在逻辑要求的艰难寻找，我的“跳跃”和断裂拼接得天衣无缝，我越来越不会用手写，除了日记。两本日记并做一本了。
这时候，我也许犯了一个错误，我数数存款，收起发短文糊口的动作，对自己说，为什么不写一个长篇？就重写小林才知道的，真正的《同一地平线上》。
小林离我太远了。我完全没有和她讨论，我完全不说了。当我只能用英文对身边人讲讲小说外围的时候，唤起的是“异国情调”的距离，而故事小部分的中心，我对她讲述过的部分，都只能笔下复现。
作家们讨论谁是读者。即究竟为谁写作？为自己。为社会。为诺贝尔奖。也可以堂皇地换算成：为全世界。并且是距离审美的——追求异国情调的“本土性”，甚至成了一些作家的公开旗帜。我一直知道自己对读者做清醒的让步，但是，我似乎从来没有认真自问，我究竟在给谁写。住在中国的时候，在所有临时借住的处境里，读者，还仿佛潜在的模糊的安全所在？到了遥远的这时候，我发觉，也许，相当的我的旧日小说写作，可能和李小林有关，和我对她的学识、教养的了解与判断有关，那是一种安全感的潜在边界。
失去着李小林，我就为自己写了吗？
相比给李小林写，我写得“非常多”，并且，仍然给自己规定最后完成的时限。变化了的是，对发表日益失去真实。其实，我后来也和大陆的新出版商小勾结着，在人家的花言巧语下认真着，也不很认真。因为所有炒作还是不炒的做法，和身边的日子一样越发不实在。失去期刊的李小林式推动（包括其他曾经编辑的），在文字信息化（等于垃圾制造）的时代，我不仅对写作者的自我感觉日益怀疑，更对“发表”所增加的文字垃圾怀疑。
直到一种最后时刻来了。我们的小祝去了。
很晚她才告诉我小祝患癌的事。病情发展得很快。我只知道他消瘦。知道化疗非常摧残他。我仍然看见的是高大健壮的编辑小祝，我最可以信赖的朋友小祝，我的小林的小祝。我正在写重新的地平线，写得焦头烂额，喝着酒，赶着时间，被新书商简单规定着，你应当在几月几号之前回来，赶春天出版季节。我照章办事地写。赶回来。找不到人。这样几天过去了，还没来得及到上海，小祝，突然地去了。
作家毕竟不都是没有心情的写字动物。背后，大家商量过，这时候谁陪小林最合适。商量的结果是，我最合适。因为有人更情感化，有人自己身体也不好。但是大家都深知小林，像我这样的外来人，一定会让小林操心，悉心再设想一下，当大家送小祝之后，当“我”终于也远走之后，剩下的小林，仍然要适应孤单的空间。
这样，再三商议了，结论是，我不去更好。于是，我们在长途电话里哭。小林哭。我听她哭。即便到了这时，小林仍然保持着她的教养，她的体贴，她告诉我，她来得及对大限之前的小祝说，我们有辛欣这样可靠的朋友。而我，剩下的，全部的，最后的勇气是，我应当承担住她的哭泣。应当像小祝。哪怕能像一点点也好。打完那个电话，我在北京大街上乱走，风起来，我钻进地铁，在地底下走，跟着人流走环线，绕圈坐车，最后在西单的“终点”爬上地面。看见灰天，听讨钱的瞎子在台阶上拉胡琴，眼泪迟迟下来，小祝不在了的事实，慢慢才真实起来。写作无用，写作者只能充当受益者的角色，在想对成就了自己的编辑回报时，原来是彻底地没有任何帮助！我马上离开中国。新的《在同一地平线上》完全失去动力。感觉写作非常多余。我摇晃在大学。学电影。看录像。泡在电影院里。开始写短文。忙碌的读者嫌我的短文太安静，我停止写短文。
但是，我应该告诉你，小林，内心里我从来没忘记你，我为你祈祷。
我曾经是一个困难重重的写作者。写作。感情生活。包括处理人际和物质关系。非常幸运的是，我和我的编辑关系都非同一般。可以说，几乎整个80年代，我只生活在很少数几位编辑中，他们知道我的真实，知道得比我自己一点不少。这些编辑包括：发表我第一个短篇小说的《北京文学》的编辑傅雅雯，（我刚刚痛惜得知，她也患了癌）；肖关鸿，（在我被批评的边缘仍然发表我的《疯狂的君子兰》不论他自己怎么难，他从来都不停止对我的关心，并督我写文章）；《作家》的王成刚；《北京文学》的章德宁（她在我的新长篇草稿里扒拉出仿佛一个完整短篇小说的段落），《收获》的肖元敏------
1998年初我到上海看小林。我觉得我欠她。就在我要去之前，我听说，她的老姑妈刚刚也去世了。老姑妈和我是看金庸武侠小说的书友，她也在我的稿子上帮过我，我写《在路上》时候引木兰诗出征前的四市装备，是老姑妈帮我查准字句。小林不想让人分担不幸，于是，元敏先告诉我不要提到，而关鸿给我预订了离小林最近的一家旅馆。
我已经完全不认识上海了。我们散过步的道路和梧桐，全都消逝了。我从大道走向大道。稿子不好。小祝不在的时候我也不在。如今老姑妈也不在了。所有的念头都和对道路的记忆一样模糊，和纷乱穿流的路口一样，使我这个学了新规矩的外乡人慌恐。一个半洋鬼子的女流浪汉，握着街边礼品小店买的一束玫瑰，不知道，现在能不能成熟应对小林？
我们立刻坐下来说话，还是在楼上，还是在她爸爸的床外面的窄小外间，还是只有一个大床的宽度，还是一个大床，还是那个小两屉桌。
她的头发换了一个卷。除此之外，完全没有变化。也许我有一点偏心，不对自己的眼睛承认，也不对耳朵承认，不肯听她说腰比从前宽了一点。不。在我看来，她毫无变化。声音还是明亮依旧。
我们说了好多话。
她始终没有批评我长篇写得不好。我也没有说后来我把那个长篇拆除成了两个，完全不一样。我们说了好多话。没有说到任何一个亲人的问题。她的。还是我的。我们说了好多话。她仍然是性情的，是从容的，两手交叉微微斜坐着，她说到生活里的险恶故事，现在女儿端端成了担当故事的人物，不由的，我们一起评价，“这真可以写一个小说！”这样说着的时候，她声音里有着仍然的欢天喜地和明亮。是真正的。我得说，李小林真是好样的。
小林，如果我说的太多，请你原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