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出一个计。
　　趁叔不在，拉上二弟，叫他带着我满村转转，说是看看全村的规模之类，不很经心地，也问问这家是谁，那家叫啥，捎带，问一句赵广玉住哪儿。想的是，走到他家，抬腿就往里进! 走到村东边，隔着园子地，老远，有两口子从个院门口出来，送什么人。二弟说：那个穿汗衫的，就是赵广玉。”
　　我慢慢地走，慢慢地走，他们送人到路边，正好我和他脸对脸。真是二弟说的，胖胖的，圆头，大脸，原先挺大的眼，胖得都眯缝了，剃着小平头，加上这双眯缝的眼，果然一副精明样！他当然要客套：“走走呀，那儿来的客呀?”
　　“我大爷的女儿。”二弟很爱拿我显摆。
　　“打北京来呀?”赵广玉更客气些。
　　我便趁机说：“我是出去采访的，路过，回来看看。”这是实话。
　　“记者呀?”
　　我就只好打哈哈了。
　　谁想他立刻挠挠头说：“哎呀，你看，有个事儿，我正想反映、反映呢。”
　　“什么事?”
　　“这个事说起来还挺严重，挺该写一写。”
　　还是二弟说的对，真“像个官儿样”，说话都是干部词儿。
　　太好了！可我真怕他站在路边就急不可耐地“反映问题”，于是，把该他说的话也抢过来了：“走，那就到你家去坐坐吧，详细说吧。”
　　我还惦记着他那三台电视机呢！

　　赵广玉家开个小旁门，里面果然是个大院。后一排老式全砖、全瓦房是他的，前一排平顶房是他弟的。院子里种着梨树，还砌了个养蝎子的小窝。“卖这东西挺来钱。国家收购。”他说。他叫老婆摘梨，洗梨请我。我不客气，不请还要进来呢，既然进来了就要看个明白。梨不大，可挺脆，挺甜。吃着梨，把人家的电视机也看到眼里。就一台，彩色的，十六吋，东芝牌。
　　二弟两眼也紧着四下看，看了张嘴就问那两台电视机哪儿去了。
　　“哪儿有那么多！”
　　原来，另一台是他弟弟的，他自己原先那台黑白的卖了，换了这台。全给他加一块儿了。
　　我倒正儿八经地要听他反映问题呢，借此，好好品品赵广玉这个人究竟有几分成色。
　　“咱说的这个事儿，是我们大队今年春天闹分地的事儿。这事儿你听你叔说了吧?”
　　“就听我叔说过一句，今年又重新分了地，分的不如去年。”
　　“群众意见大了，不敢说! 我跟公社书记谈这个问题，一号文件明明讲的是：十五年不变，必要时，适当地部分调整土地。你怎么理解? 部分调整。这样大规模重新分地，很影响农民的积极性，刚把地分到农民手里，刚稳定，又变，人家就不敢往地里上底肥。这样下去，地不就完了吗?”
　　“真闹得很大吗?”
　　“大！闹僵了，眼看地分不下去，种不上，要过节气了，公社把法院、公安局都请来了。拿着枪，看着、管着、硬分了。光这个招待费，公社对外说是一千多，内部，我听说，二千打不住！”
　　“为什么一定要完全重新分地呢?”
　　“种了一年，看着人家地好，大队干部就想给他们自个儿和亲信弄好地呗。”
　　“敢吗?”
　　“公开！”
　　“还敢多分呢，”，二弟插一句：“有人晚上偷偷把他们的地一块块都量过了，多不少呢。”
　　“人家说，三五年之内，还要再重新打乱调整调整呢！”
　　“公社为什么就支持他们这种做法呢?”
　　“糊涂！越怕乱，越支持大队；不敢真听群众的，怕群众闹起来收不了摊儿。我当时是不在家，在家我不能叫他们这样。非讲清楚不可！中央一号文件，农村新六十条，执行不执行?三中全会的精神是政策呢? 还是策略? 他们敢回答吗？！”
　　这的确反映了一个在贯彻一号文件中很重要、很现实的问题。赵广玉这老小子果然不善！国家土地若不能长期地以受法律保护的形式固定在农民手里，农村不会安定，生产不可能稳步发展。大队一级的干部变成执行、贯彻一号文件的主要环节……
　　听着赵广玉满口“新六十条”、“一号文件”的，很有点想乐。农村干部久经锻炼，个个都练得满嘴词儿！瞧瞧他那张圆圆胖胖的大脸，精明的眼，又想：他自个儿是不是个无缝的蛋呢? 便问：
　　“听说你去干工业了，你家还分地吗?”
　　“咋不分，我家在这儿，老婆孩子都在。”
　　“那你们家的地也分得不好啦?”
　　“也不好。”
　　想起家里人议论他时给我的感觉，他简直精明到家了，预见到分了地大队干部的油水有限，及时跳出去搞社队企业；于是就直截了当地盯着问：
　　“那你不当支书，去干工业，不是亏了吗?”
　　“我是被迫的，是被撵到社队企业上去的呀！”他反倒大着嗓子叫起屈来。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是八二年，我提出来农民个人承包土地。”
　　“你这不算早呀。”
　　“不算早!在全公社却是头一份。说分就分啦。公社书记吓坏了，紧着找我谈话，说我这党员没有原则性，怎么自作主张分地呢? 我说：什么叫原则性? 党员就是要对中央负责，中央文件在那儿摆着呢。就这么，把我调公社管工业去了。没实权，省得我惹事。”
　　“你可真够能说的。”我笑了。
　　“那可不，别说公社书记，区里好些干部都怕跟我说话。可没少整我。我这院子里种梨树种得早，原先种的还多，还有苹果树，满院子跑的都是鸡。我这院儿起得早，刚解放时我爹围起的。我爹就爱种个树弄个啥。现在我是万元户，我当然是。好，割资本主义尾巴时，上边下来人，说‘赵广玉就是资本主义尾巴的带头人’。把我的苹果树都给砍了去啦。整我一回。等到搞基本路线教育的时候，更好，打区里下来十几个人，组成工作组，在村子里蹲了三十二天，摸情况，根本不跟我照面。蹲够了之后，组长把我找去：赵广玉，你知道我们是干啥来的? 我说：干啥? 那位说：我们是揣着检举信来的，就是来处理你的，你表个态吧。表个态，行，我蹲在家里，写了一夜，写完了，一遍遍看，越看我越是没有问题，又给撕了。”
　　“人家检举你什么问题?”
　　“损公肥私，占有集体财产。”
　　我真快乐晕了。他不使用“贪污”这个简单的词，因为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所以说“损公肥私，占有集体财产”，简直正确的妙不可言!
　　“你有这个问题吗?”我毫不含糊。
　　“有?！第二天，开全体社员大会，整个工作组到场，叫我表态。我当场说，第一，我相信党；第二，我相信群众，不，”他立刻修正，“我说的是相信百分之九十五的贫下中农；第三，我相信我自己。全村的老少爷们儿都在这儿，我赵广玉要是贪污一分钱，退赔十块！当天晚上，我上临城，买一块手表，上海的，一百二十块。不是说我有经济问题吗? 我偏露露富，叫大家瞧瞧，我称钱，心不虚！”
　　我真欣赏他说话时的绝对自信和自信下潜藏的滴水不漏、术语成套的精明! 同时，留着一个心眼儿。真和他所表现的那副刀搁脖子上也不眨眼的神气一致，的确没有多吃多占?还是他已在农村小型、频繁的政治斗争中练出来了，懂得了谁硬谁胜的道理? 我叔家的人对他的说法，是农民对自家小院以外的传闻习惯于夸大，特别又加上种对于就在自己身边的能耐人又羡慕、又嫉妒叠加而成的一种扭曲的判断?或者，应该相信乡下人那没有根据但往往正确的，朴素的直觉?……我真想钻进他的心里看看他究竟有没有损公肥私。但，还是把这些理不清的判断，留在叔爱说的那句话里：农村的事，复杂……
　　不过，赵广玉的确比我家人在小院里七嘴八舌描绘的形象“上路”的多。他把公社用上百万元贷款建起来，光赔不赚的染料厂承包下来，把五十来个科室干部裁个一干二净，剩两个厂长，一个会计，一个出纳；连采购员也不要了，谁能推销货就奖谁，工人成，农民也成。工人干不好，开除，回家种地，干得好，有奖。这半年就交了八万利润。
　　这不能是假吧?
　　顺便，抓住这个掌过村里实权的明白人请教请教电的问题。
　　“唉，这事！当初咱们想，这么多年了，离着临城这么近，咱们村儿就没个电！拉下老脸去人家单位求的料，村里人齐心，栽下杆子，拉上线，临着通电了，宋支书觉得他现任支书没弄来电，丢脸；趴在变压器上，不让合闸，说：你们接电，我立时死在这儿。”
　　笑，笑着愁，支书趴在变压器上，竟没辙！
　　愁着，想：赵、宋两姓有矛盾，唉，农村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