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社大院里清清静静。一问，书记不在，说是去检查小煤窑的工作；乡长也不在，说是去搞山林承包。留着一个秘书，年轻人，十分聪明的样儿。一问村里电的事儿，他也知道，说出来的，和叔、婶子他们，又是一个相去不远但角度不同的调儿：“这个电工正考虑撤换，主要问题是，你们那个大队党的组织有点涣散。”
　　如果我上来就见他，我一定对这简洁有力的答复深信不疑，老老实实回家等来电。这时，突然变得无比聪明，想：政社分家了，如果大队不管事，乡党委想越过大队去撤一个小小的电工，怕还够不着呢。

　　“吔！你穿这个就上公社啦？！”
　　“啊！”

　　试了凤鸾的裤子，肥，又试凤巧的。
　　叔家的女孩儿们把所有的新衣裳都搭在屋里的铁丝上，家里没大柜，有柜也不成，闹耗子。耗子精，可还没学会走钢丝。
　　穿了凤巧的裤子，也肥，腰里用很小绳儿系住，走出屋。叔很满意：“这才好，穿那半长裤露截腿。像讨饭的。”
　　我笑。我那裤子的式样去年在京城还罕见，今年已兴得败了势。怕还是觉着肉不中露吧？
　　果然，婶子说：“前儿，远道来个记者，穿个短裤头在村里跑，叫咱农村人笑话，跟光着屁股似的，都说他是个傻子。”
　　“你们这儿现在时兴什么裤？”
　　“喇叭裤，”风弯好得意：“我有一条，姐，你还试试不？”
　　才喇叭裤！
　　“那，有没有穿牛仔裤的？” ，
　　“啥？”
　　“瘦瘦的，厚布，对，跟工厂里发的那种……”
　　“紧包屁股的那种不是？屁股上还一边扎一个花道道兜。见过，那谁家有个在城里念书的学生，回来穿了一条，叫他娘拿着擀面杖撵得满院子跑！”
　　幸亏……！
　　那年来，我洗了条裤子晾在当院，不经意，见大嫂和风姐正扯着半干的裤子细细研究：“怪不得好看，人家那裆是这样裁的……”那是一条城里哪儿、哪儿都有卖的，人人都穿的蓝的确良裤。
　　“唉，说正派呀，还是过去那教书先生穿的派立司大褂儿正派。”婶子咂嘴。
　　“那么，西服呢？”我鬼鬼地笑。“更气派吧？可这儿见过西服吗？”
　　“吔，西服！日本人的时候就兴过。翻译官儿穿，跑炮楼的汉奸穿，警察下了班穿。斜纹布的。还有挺烧包的，白西服，黑领带儿……”
　　我把那半长的裤子洗了，晾在院子里。留意了一下，凤鸾、凤巧谁也不来琢磨琢磨那更短的裆和裤腿边带铁环的带子。小孩钻来钻去……

　　天黑了，自然还是没有电。点上煤油灯，和叔婶一家聊天。煤油灯早摘了玻璃罩，说是省油，又已下了灯瓦儿--那个满是窟窿眼，充氧助燃的小盖儿，自然火就小，更省油。这晚，点起两盏摘了罩，下了瓦儿，却升了捻儿的煤油灯。
　　叔理所当然地占据堂屋方桌边一张旧太师椅，心满意足地吸着很不够劲的过滤嘴香烟。侄女孝敬的，吸的是“意义”。婶子和弟、妹、嫂、侄们都坐小凳，呼啦啦在地上挤一片。我不知不觉就被让在方桌这边的太师椅上，两手放在扶手上，比起把一只脚收在椅子上的叔来，更像那么回事。聊的呢，也是发家致富-类的大事。
　　“你看咱家现在怎么样了？”叔问。这是句打头的话。只要一静下来，叔便不紧不慢、不显山不露水地问一遍。
　　“好多啦。”我便大大咧咧、着着实实地应一回。
　　我简直说不出这里边有多么大的变化！
　　上次回老家，最别扭的是，叔他们一会儿跟我算，石头得多少钱一方，砖得多少钱一块，一会儿，当着我的面说，房后那片墙土早起又掉了一块……那话音儿是说给我：叫你爸多寄钱，没他，我们一点辙没有。我顶怕和叔婶坐下来，谈物、谈钱、谈过日子，抠抠缩缩，把自留地一把葱，院子里那两棵永远不成材的枣树和刚喂了一个月的猪，统统算成钱。叫人听着愁得心紧，又一点点也听不出个活路来。不说这个，又说啥？这回，叔的话变了味儿，慢悠悠，很有种暗藏的自得和心气儿。
　　“咱家在村里算怎么样呢？”
　　“中溜儿吧。”
　　“前边那家有四头驴，搞运输的，还有人家承包拖拉机的，万元户呢……”这个算，那个数，数出好些我不知道的人家。“就瞧人那房盖的！”
　　“真是，我看咱们这石头垒的五间房，早几年，还是很叫人眼红吧，现在，很赶不上人家了。”
　　“你还看的是外边，人家能折腾的，家里的东西也比咱们称！” 
　　“都称什么？”
　　争着数。叫城里人听来，不过还是大橱、小橱、写字台、电风扇、电视机。
　　“最称的，人家赵广玉家，称三台电视机！”
　　“没电，他称一百台也白搭呀。”
　　“他可有电。那人！”
　　“他是干什么的？跑买卖的？”
　　“比跑买卖的可强。”二弟说：“人家不用跑，坐着都来钱儿。人家那路子广哟，你这地方说要煤，他就给你拉来煤，那地方说要啥，他又给整来啥，人家还不白送他电视！前儿，我听人说他们联合整个什么行子，和他弟没动窝儿就分一两千！”
　　“吔！”
　　“他凭什么呢？”我追着问。
　　“五八年的兵，原先一直是咱们大队的支书，见识广，认得人也多，可是能！‘文化大革命’那阵子咱省闹‘大联合’、‘反到底’，他是咱这一片的勤务员儿。”大嫂个奇高，声不高。高中毕业生呢，现在只管带孩子种地。
　　我顿时想起上次回老家，尽听有线广播一会儿叫那派开会，一会儿又叫另一派集合。想象农民扛着锄头浩浩荡荡去县城参加“大辩论”，过了那景儿，才觉着煞是可乐。“嗳，咱家是哪派来着？”
　　“咱家，向来哪派不派。”叔说。
　　肯定我们家入了一派。只是，入哪派的确没什么意义。
　　“赵广玉那人才精！这二年一分地，不当支书了，人家干工业了，是你小弟那个染料厂的厂长。”婶咂咂嘴。
　　“啥厂长？！”二弟不耐烦地纠正他妈：“叫啥企业公司的经理。”
　　“嘿，什么时候我上他家看看去！”
　　“干啥？”
　　“看看他那三台电视机。”
　　“不去。”叔淡淡地说。许是怕我登人家的门，掉咱家的价。
　　我不死心。
　　“那，他，叫什么来着？”
　　“赵广玉。”
　　“赵广玉长个什么样儿？”我想，没准儿什么时候能在路上见着他，可以聊一聊。
　　“胖的眼都眯缝了，像个官儿样儿。”二弟说。
　　“大小是个官儿，有权就有办法。农村的事，复杂……”自然是叔说。
　　“说起来，我记得叔您还当过官儿呢，您不是当过高级社社长嘛？”
　　“那时候哪像现在当这队干部的！咱当啥也不会多吃多占。”
　　“咱还往外积极拿呢！社里缺什么，你叔就让人家上咱家来拿，咱就赶紧给贡献，可不敢拖后腿。”
　　“后来怎么不干了呢？”
　　“五八年不是大炼钢铁吗？抽村干部去支援重工业，咱带队去。后来闹灾荒年，家里捎信来，一家大小饿得快死了，咱就回家了。那钢还真炼了不少，树砍了多了去啦，说起炼钢，咱那时还算个主要技术呢。”
　　细听，叔和婶都有些个半文不白的新词儿。
　　“那钢呢？”
　　“嘿！那钢……”
　　“嗳，叔，我发觉您还很是个巧人呢。我记得后边那山上的树，不都是你后来领着几个人封山育林才栽起来的，那秃石头山，栽了也活，您干啥会啥呀！”
　　“吔，你叔还在地里栽了好些桑树呢，前些年不是发动社员养蚕吗？这一分地，人家把桑树都锯了拉回家去啦。”
　　“那山上的树呢？！”
　　“叫人偷去了不少。”叔说得极淡，没一点儿心疼的意思。
　　“我说叔，您既然也是干啥会啥，干吗不也去承包个拖拉机什么的，跑运输才来钱儿呢！”
　　“你说的，运啥？那也得有门路，费劲着呢！”二弟讪笑。
　　“农村的事儿，复杂。”
　　“……那，仍旧穷的人家有没有？”
　　“有，不多。比二年前都好多了。”
　　“我看现在最穷的，就属咱们后边这家了。”
　　“哪家？”我也有心听。
　　“就是这巷子到头，土墙，木门一天到晚紧闭的那家。”
　　“你说这家是怎么整的？我嫁过来的时候，这家还旺着呢，一大家子人。不像现在这样剩了爷俩光棍儿。”婶子说：“他们奶奶在的时候会下神儿，一会儿，说什么神附身，爷爷、儿子都忙着下跪磕头。有回，咱家正吃饭呢，他们家跑过来说，咱公公，你爷爷托话来了。你奶奶赶紧领着我们一家去给那奶奶磕头，说是你爷爷在那边缺钱花，赶紧去坟上烧了些纸钱儿。”
　　“闷得慌，瞎折腾呗。”我乐起来。
　　“别说，还有点儿灵呢！原先前边那家姑娘，这人现在都不在了，有二年，疯疯癫癫满村跑，搁现在，你们年轻人儿还不说是啥‘神经病’。那会儿后边奶奶说是狐狸精沾上她啦，有一晚儿就做法来了，我亲眼见的，叫姑娘坐一边，弄个大盆儿扣个小盆儿，烧着张黄裱纸扣在小盆里，那盆儿咕噜咕噜地叫，后边奶奶用个桃树条子打那个小盆儿，一边打，一边念叨……”
　　“后来呢？”
　　“后来，前边那姑娘病就好了。”
　　嗬！小辈们都在油灯下愕然、惊叹了一会儿。叔不为所动。
　　“那家人不成。不会干点有出息的正经事儿。他们爷爷，一辈子就帮人办红白喜事，红喜事上去做个饭，白喜事上去扶孝子，那是顶下贱的事啦。儿子也不行。生两个儿，一个是个瞎子；一个呢，成天扛个锄，去村边上蹲着，谁要工，就跟着去打短儿。后边奶奶借神借鬼，连自个儿家也没整发了。那家姑娘也不成，嫁出去，不会生……”
　　我记起来了，爸讲过这家的姑娘。出嫁以后，总也不生，婆家人不喜欢她，总打她。有时候，回家来，坐在我家门坎上，瞧着院子里跑来跑去的一窝孩子，羡慕呢，说：我哪怕能生个刷锅炊帚那么大点儿的孩儿也好啊。婆家、娘家合着给她灌偏方，年轻轻的，一口牙全掉了……
　　“后来，瞎儿子还娶了个傻媳妇，”婶子在说：“傻媳妇啥啥都不会做，成天呆着，瞎子就打她，有一天给打跑了。娘家来了一大帮子人，说是给姑娘出气，把这家给砸了。满世界嚷嚷，多么好一个闺女，叫瞎子打了。吔，那憨样儿！娘家人嫁她的时候，就没跟人家说明是傻……”
　　“现在呢？”
　　“剩了一个八十岁的老爷爷，一个六十岁的瞎儿。亏得制度好啦，五保户呢。”
　　“吔！这还真有个命吧？”家里的孩子们也叹。
　　“是人不强。”叔摇头，“你爷爷那辈是逃荒到这村，租人家地种，住窑，临到解放不是也置了三十来亩地、一头牛、一头驴吗？！”
　　“……咱是投奔咱头一个奶奶的娘家，汪家来的，是吧？”“咱爷爷在这村里算数得着的吧？”“爷爷死的早，都说咱奶奶是大功臣呢！”“说咱家买这个房基地的时候，原本有三棵枣树，有一棵结枣特多；俩石榴树，一棵甜，一棵酸；买下的时候，看着院里还带树，一家大小都欢喜得了不得，过了些日子，那棵甜石榴和那结枣多的树，慢慢都枯死了。是原先那家女人见败了家，卖了房心里难过，烧锅开水，把那好树都浇死啦，是吧？……”
　　叔的孩子争着对“家史”，我只能瞪眼儿听。
　　“我爹、我娘，那是本分！”叔来了神儿：“不像赵广玉家。从上辈，他家就怪精、怪能，赵广玉的爹啥没干过！贩私盐，贩粮食，倒腾牲口……”
　　“怎么个弄法呢？”我也有兴趣。
　　“比方说贩盐，这边盐贵，去远地方驮来卖，一斤能赚一毛来钱。那时道上有土匪，贩盐的人都拿着棍子，腰里别着菜刀。你爷爷也贩过，遇上回土匪，再不敢了。贩粮食那又有学问。讲究掺砂子。玉米要掺北边青山头的黄砂，高粱掺粉红石头，西边地里有，磨碎了掺，绿豆掺孤山的绿石头。掺到两只手伸到粮食里，一掏，拿出来，看进指甲盖里的小砂粒不全满，就合适了。太多了能看出来，少了不赚。小时候，我见家里大人掺过。”
　　我乐了：“这么说，咱家也是什么都干呀？”
　　“那，也不是都干。日本人来的时候，咱们游击队封锁城里的鬼子，不让老百姓去城里卖粮。老百姓觉悟低，想钱，就钻高梁地偷着去。实在拦不住，游击队就埋伏在路边，拿枪打那往城里贩粮的。打死了，拖到大道口，把粮食倒在死人身上，后边来的农民一看，吔！都不敢了。赵广玉的爹也贩过这粮，差点儿叫游击队一枪崩了，他精，枪一响，扔下粮食回头就跑了！”
　　“枪毙”了赵家一回，大家都挺乐。
　　“那倒腾牲口又是怎么回事呢？”
　　“快耕地的时候，你爷爷到牲口市上一下子买三头牛回来，赶紧把地耕完，再牵到牲口市去卖。正用牲口呢，牲口就要价啦。事先呢，那三个牲口也不用都交齐钱，一个交上几十块定钱压在那儿，卖了钱再给齐人家，就这么，地也耕了，钱也赚了！”
　　“我爷爷行呀！”“真够棒的，我爷爷！”
　　“我爷爷……”“我爷爷……”小小孩儿也跟着学。
　　“那是你老爷爷！”
　　“我爹行，到牲口市上看见了驴，手一指：这是个孤驴。”
　　“什么叫孤驴？”
　　“不会下驹儿的驴呗。人家承认了：是个孤驴，贱卖。你爷爷就敢买回来，灌完药，拉着它到处去配，楞就怀上了，从此变个草驴，能来钱儿了。”咱家，我特别记着，还有过一头驴，”婶子也说，“买来的时候，有一只蹄子特别大，怪样子，人家看着不喜，价儿贱也没人买。你爷爷买回来，每天给驴蹄子切下一小块，每天切一块，后来，就跟正常的驴一个样儿了……”　
　　爷爷！我真喜欢上那遥远的老头儿了。
　　“……可人家赵广玉的爹，会造假牙口。你知道咋看驴牙口？”
　　“知道！看牙面磨的程度。”
　　“吔，我儿还真懂局呢！”婶子夸。
　　懂？我还不一定敢凑到驴头跟前掰它那嘴呢！“那赵广五的爹呢？”急不可待想听。
　　“咱家顶多会给驴牙口上造纹纹儿，人家赵广玉的爹会给驴牙口上做出小眼眼儿！那才真像那回事儿呢。”
　　哎呀呀，赵广玉。非得想法子瞧瞧他！
　　灯，添了回油。
　　我突然想起一个人名：“那个李小文怎么样啦？”
　　大家本来有点困了，这时都微笑起来。
　　“你怎么知道李小文儿呢？”
　　“我听我爸说过这名儿。对啦，他是咱村唯一的那个地主的儿子吧？” ．
　　“就是他，你爸在家时跟他可要好呢。”叔微微笑。
　　“我上次来，听说李小文到外偷鸡摸狗，偷鸡都偷到一百里地以外去了，抓回来挨批判呢。是他吧？”
　　“是他，他挨批判多了去啦。”二弟笑。
　　“要说李小文儿的爹，那地主可有意思，”婶子抿嘴笑，“穿个老白土布的裤，染都舍不得染，穿脏了，就算个色儿；穿个光板儿棉袄，腰里系个苘麻绳，一天到晚背个粪筐。见前后没人，摸出俩铜板，买个馒头揣在怀里，走一会儿，偷偷咬一口，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置下二百亩地，雇上工，成个大地主。就养了李小文儿这么个儿，是个孽瘴儿。穿派立司的大褂儿，戴一手捏的礼帽；戴着金丝镜儿，拄着文明棍儿……”
　　“说李小文儿家给他娶了个媳妇，他不乐意要，净上咱家睡，所以和咱大爷特好。是这么回事儿？”大嫂问。
　　“那时候，俺哥在村里教书，李小文儿是校长。”叔还是笑。
　　“是啦，我爸参加革命时，李小文还‘指点’过呢。他读的是德国教会学堂，听过，见过些世面。爸临走，跟家里一字没讲，倒跟他说了，要出去当八路。他说：兄弟，你知道什么是八路？那是共产党的队伍，信马克思。马克思是外国人，那不是外国的党？……”我也笑。
　　“李小文儿还抗日呢，帮助过咱铁道游击队。游击队来村里，吃他家，住他家，他还派长工去临城附近放哨……李小文儿见着我，没有人的时候，还偷偷问问你爸，身体好不好，有信没有。有回跟我说，那会儿还不如跟你爸去投八路呢。”
　　“李小文什么样？”
　　“怪吔，怎么斗他，总是白白胖胖，官儿样。”
　　“在家吗？”
　　“不在。媳妇早死了，女儿也嫁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