婶子在门洞里的灶前拉风箱。
　　“娘，看谁来了？”
　　婶子扭过脸，背着院子里的光。
　　我站在门口，背着巷子里的光。
　　“谁呀？……敢是……”
　　婶子站起来，拉拉我的手，端详一会儿，便说：
　　“我儿，咋长得这么赖啦！”
　　赖是方言，就是瘦。
　　“老了，婶儿。”
　　“吔！”
　　一个细溜溜儿的小青年正推着车往外走，俩人都发怔，说是小弟延伟，可谁也不敢认谁。我上次来，他还小的说不整个话呢。
　　“干什么去？”
　　“姐，我去厂里上班。”他怕生，红着脸笑。
　　“不是说你们厂停产大半年了吗？”我听爸爸说的。
　　“又开工了，姐。”
　　“那半年你干什么来着？呆着？”我成心逗他。爸来家时，他正干着在公路上查机动车执照的差事。一帮人，一大早就站在公路边上等着罚司机的钱。
　　“断路去啦，”婶子实心，替他说：“咱家不让他干那行子，那成个啥？不是把左右的乡亲都得罪下啦！”
　　他光笑。
　　从院里另一个灶屋里钻出一个年轻女子，膝下拥着一对小儿女，脆生生地叫：“是我姐来了吧？刚到家呀？”是二弟延平的媳妇。
　　“延平呢？”
　　“上集上去卖鲜花生儿去了。姐，屋里坐，怎么事先也不写个信来，好去车站接你呀！壮壮，叫大姑。”
　　那个一点儿也不壮的小儿子，脸上顿时皱起点怕见人的苦纹纹儿，直缩到他娘的腿缝缝里。
　　“静静，叫大姑。”
　　五六岁的女儿立刻仰起脸大声叫：“大姑！”
　　我们张家的女孩子都比男孩能说会道，连我们叔家娶来的儿媳妇和儿媳妇的女儿也不例外。奇不奇！
　　婶子忙不迭进正屋去洗杯子，又从里屋什么地方，翻出个纸包包，打开来，哗哗地往杯子里倒，白生生的，是糖。冲上水，端到眼前。糖水立刻招来苍蝇，大胆点儿的蝇子钻到杯子里边去舔舔尝尝。我赶快把糖水一口喝下去，藏在肚里，不让苍蝇沾便宜。婶子紧着又拿起白糖包往杯子里下。不好直说，只说我不爱吃糖。差不多情恳词切地央告了，婶子审视审视我的脸，不知是看我是不是在替她节省，还是看我这瘦兮兮的赖样儿能不能快快补起来。“少搁点儿，啊？”说着，又下了小半杯白生生的糖。或许，在婶子眼里，不论眼下糖已经怎样地遍地都是，不论它会落到什么价儿，不论别的东西怎么新奇，怎么可口，怎么贵重，怎么大张旗鼓地做些个益寿延年的广告，糖，永远是个靠得住、老牌子的好东西。
　　张罗完喝水，就张罗叫你洗脸，这是待城里客添的项目。第三件事儿，必定该是吃饭，不论是个啥时候，上午还是半夜。
　　菜谱呢：土豆炒肉丝，肉丝炒韭菜，青椒炒肉丝、辣的。
　　自家院里添了一口井。用块磨石盖住井口，竖着个红色的小铁简，斜着，一边伸出一个红色的小把，一边伸出一个长嘴儿。是个压水机。添上几瓢水，压一压，嘴儿里就源源不断地吐水，清清亮亮。这也是个新鲜。
　　“什么时候添了井？”
　　“二年了。”
　　“井深吗？”
　　“不深，五六尺吧。”
　　“嘿，原先怎么就没想起挖个井呢？”
　　“人也是，越能，越能呗。”
　　“家家有吗？”
　　“差不离儿。”
　　也不知是谁最先想起在自家的院子地上挖一挖？
　　脚下深五六尺的清水。
　　一直，是到大沟对面去挑水。天下雨的时候，小脚女人们穿着木头刻的小鞋，顶多从屋走到院儿，抱一捆湿柴，再从院儿走到灶房，守着。木头小鞋跟小脚都走不到沟对面。要等下地的男人回来去挑水才能做饭。女孩儿家不缠足了，穿上橡胶雨鞋了，要挑水呢，还是要走到大沟对面！
　　脚下深五六尺的清水。
　　“这井原先是那个地瓜窖，你那年来家咱挖的，你手上不是还打了两个泡？”
　　窖和泡，我都不记得呀。
　　一只燕子飞进屋里。在正对门口的梁上，有一个燕窝。一留神，这屋门口在自管悄悄地热闹着呢。小燕子从空中突然扎下来，一低头，过了门楣，立刻向上滑翔，带出条优美、急速的弧线；那燕刚要进窝，另一只燕又从梁上滑下来，交错着，不打招呼，掠过门楣。燕儿飞过西边柴屋顶，射入空中，不见了。
　　仰着脸，瞧一会儿，渐渐觉得心中有一丝惊奇。印象中那个挤巴巴、闹哄哄、嘈杂杂的老家院子，怎么这样清静了？
　　一聊，一算，虽是二弟娶媳妇进家，大哥却自己盖了房，阖家五口搬出去了，叔的三个女儿出嫁了，两个嫁在外村，叔和老六凤鸾天天去石灰窑上干活，小儿于延伟早当了工人师傅，住厂里。
　　那挤、那闹、那嘈杂，不过就是一大群孩子！高高矮矮个挨个，加上个蹭着人腿的小小子。
　　叔所有的孩子，我最喜欢凤姐。脆脆的言语，哈哈地笑。她是老二，前些年，大哥征兵走了，弟妹都小，全靠她和叔在地里干活，什么活都能干。说起来，她真是这家里的功臣，可是真倒霉，全家孩子个个上到初中，就她没念过几天书。但不管累成什么样儿，总是那么一副圆鼻子、圆眼、圆圆脸，胖乎乎，红乎乎的快活样儿！
　　想着了，便追着忙活做饭的婶子问凤姐。
　　“咱凤姐更胖了。”凤巧抢着说。
　　“胖得要命？”
　　“要命！”凤巧搂着儿子笑。
　　“她丈夫景全对她好吗？”
　　“可是好！部队下来当个果园场长呢。”
　　“什么都好，就是生了俩闺女，没个儿！”婶子说。
　　“那不也够了吗？”
　　“哪行。咱农村风俗不好，没儿不行。”
　　“敢再生一个？”
　　“生不了啦，叫结扎了。”
　　“那么厉害的嘴，她就乖乖儿去了？”
　　“人家上房扒房顶了。你姐夫是党员，那还不乖乖的。”
　　“这可太彻底了。”
　　“可不，管得严咧，咱们四丫头凤英第三胎生了男孩，叫人罚了一千块钱去。还是咱延平的壮壮便宜，才罚七、八十块。”
　　“一千块！拿得出来吗？”
　　“拿不出来也得拿呀，咱们家也帮着凑点。那帮‘计划生育’，跑到家里来，你要是交不出钱，就把桌子、条案、门什么行子的扛跑了，去折价。政府也不知道不知道老百姓这些事儿呀？……”
　　婶子一手拉着风箱，一手拿个小铲往灶里送煤末。我蹲在一边，看那火。
　　“有扔女孩的吗？”
　　“可不有呗。”
　　我好喜欢婶子说话的这股劲儿。大概凡是触到这边沾着国策之类，那边沾着人情的事儿，她就爱用轻声轻气，小心翼翼、慢慢出口的腔调，尾音还带着试探。
　　也不知道我那胖乎乎，笑嘻嘻，没有儿的凤姐，如今还笑不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