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十几年前我回老家，离临城车站八里地的村子，还没使上电！天入黑，人们看不见地就收锄回家，摸黑吃口干煎饼，喝口凉水，早早躺在床上犯呆。有一晚，我听见使干电池的有线广播讲，就在山东，一个农民科学种花生，每亩地打千斤以上。我爬起来喊：
　　“叔，你听，花生能长千斤！”
　　“信那？”叔在黑处淡淡地应。
　　“科学呀！” 
　　“啥也不行。”
　　我又倒下睡。
　　村子里静静的，像没有人气。那年月，似乎小伙子们夜晚不喝酒，也不打牌，姑娘媳妇也不串门儿，不纳鞋底，仿佛连黑暗中才更火热的放纵也没有。黑天是一片暗灰色。村子是黑黑的影子。也许黑暗中有人？但留给我的，的确是这样一个记忆。
　　虽然有个抱犊岗，虽然有座孤山，老家地不险。站在平地上看，四外是几座心平气和的小山。山是黄色的，是青灰色的，是砂和石。有片片点点的深绿，那是封山育林的成果，显着说不出的艰难。天是蓝的，高的，悠悠远远，没有什么能挡住视线。也许，因为我两次回老家都是秋天。
　　缓缓的山与山之间有一棵孤零零的树。依然。
　　站在坡上看，一丛丛密集的灰色屋顶们和一块块红、黄、绿的田，那是一处处村落跟分到各家种的五花八门的地。上次来，全都种白薯。

　　我最要命的问题是不记路，不辨东南西北，可又素来不为这个短处所困扰，相信路在鼻子底下，问呗。走完令人吃惊的新马路和新楼门，就碰上分成三股的土路，老天爷恰准备着一个矮墩墩的半大孩子站在那儿，推着辆加重车，车上驮着沉甸甸的口袋。一问，还正是我们那村的，正要回去呢！
　　跟上走，聊着闲话。
　　“这么沉，驮的是什么东西呀？”
　　“豆子。”
　　“这么多豆子做什么用？”
　　“磨豆腐。”
　　“这么说，你家是在村里做豆腐、卖豆腐的啦？”
　　“是咧。”
　　我看重他言语和个头儿相般配的老成。不过他却不知我叔这个人。赶紧拿出叔的几个儿子来问，一问，摇头，再问，还摇头。远远，见了村，客客气气，我请他先头骑上走，好再问别人。他疑疑惑惑看看我，跨上车去，够不上座子，腿骑在车大梁上，尽心竭力地驮着那百十斤的豆子往前去。迎面来了几个半大孩子，冲他喊：“嘿，你弟跟人打架，哭着咧。”
　　“在那儿？！”他从车上掉下来。
　　“地里。”人家指。
　　我站下，看他会打架不会。他往那地里看了看，突然，扯开嗓子大吼：“蛋儿--你候着！”远远的地里有个孩儿，地老鼠似地顺着水渠逃窜。于是，这男孩又把腿跨在车大梁上，驮着豆子继续往前赶。
　　孩子们都伸着脖儿站在那儿，还等着看阵呢。我打听叔的孩子，问谁，谁都不知道！突然想起来：
　　“这村中间有一条大沟吗？”
　　“那是后村！”
　　怪我自个儿，我早忘了这本是同名的前后两村！我不指望能认得老家。何况，远远看，后边的村子也扯了电线！添了那么多新房。
　　村边有条河，深深浅浅，沿河寻桥，却没有。脱鞋过河，穿鞋仍是问路。不问孩子，专问老人。不远那家门口有个老汉，在摆弄秫秸。大声问路，他紧忙着慢慢起身，弓着腰，手搭在耳背上，凑过来听。好容易，许是听明白了，伸出个干姜似的手指，点点这儿，指指那儿。你必须很有礼貌地赶紧点头，道谢，不管心里有多少糊涂，乖乖照着走。走几步，一拐弯儿，学精了，改问两个晒粮食的中年妇女。
　　人家扭过身，仰着脸，不答话，先问：
　　“大闺女，打哪儿来呀？”
　　“北京。”
　　“吔！打北京那老远儿到这儿来！” 
　　看个稀罕。
　　再问，两人两手争着指一处：“那不！” 
　　沟对面阴阴凉凉的大树底下，有一群花花绿绿的小媳妇儿，扯着、抱着一堆更花花绿绿的小孩子。越走近，越叫人发懵。
　　花绿丛中有人叫：“是我姐来了吧？” 
　　挨个寻着看，认出我们张家的人来。五丫头凤巧，还是小时候眉目清秀的样儿，身子变宽了，怀里抱着个胖孩儿。见过世面地从人群里抽出身，“走，家去。”想起来，她嫁人了，丈夫在海岛上当着排长，如今她也算个闲闲在在的小官太太呢。
　　一错眼，进一条短短的小巷。巷头是一座新房，圈在院里，比院墙高好多，看得出那平顶的新式样。巷中又是一座新房，还没垒完院墙。两步便差不多抵到尽头，尽头是一面土墙，中间有两扇紧闭的旧木门，往左边一扭脸，是个门。撞到鼻子上了，不认得也认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