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了，大嫂带着三个孩儿一条狗来串门儿。坐在门口小凳上，大闺女躲在背后，小闺女搂在怀里。大约是来看看我的，倒断续、小声地跟婶子尽说些地里的事。又扯，下午谁死了怎么怎么的。
　　“谁呀? 谁死了?”我赶紧问。
　　“前头丢驴的张家他爹。”
　　这家我还知道，算起来，还是我们的本家，走到村里，见着，我得喊他们一声叔呀、婶呀的。原先不是一个张，各自续家谱的时候，发现排字辈有些地方一样，这个亲就拉上了。不过恰到我这辈，那“字”又分叉了。
　　我有点来精神了。我从来没有眼福看回正儿八经的出殡。等我能够着人事，到处能走，什么都想看一看的时候，旧玩意儿什么都没有了。这几年，听说是又兴了，我却钻在学院里啃书呢。关于出殡，我全是从这儿、那儿听来，读来凑起的知识。为了说明个什么事，父亲讲起过“丧棍子”。乡下死了人，赶紧得请个人报丧，一般人家也不写帖子，这报丧的人就还准知道你们家这些个大面上得过得去的亲戚姓甚名谁住在何处。但是至亲好友，就得孝子拿着“丧棍子”亲自去报信了。发丧的时候，人人拿根“丧棍子”，孝子的最粗，至到嫁出去的姑娘之类，那丧棍子只有小手指头粗细了。乡里亲多，出一回殡，也得砍完一棵柳树的枝子呢。还有什么扎烧活、搭祭棚、送幛子、开饭、发丧，各地大致差不多，我在书里瞧见过。姑娘进村就开始哭，姑爷进门开始哭，因而有个差事，劝哭的。凡听见哭声，坐在祭棚里喝茶的鼓乐手，就抹抹嘴，拿起唢呐、管子吹一通，人声带着乐声，煞有气氛吧? 发丧那天，在村里还得磕一通，哭一通再走；也是把那些亲戚和烧活搁一块儿叫叫阵吧? 烧活扎得好。死男人陪马、陪车，死女人陪丫环。叔说过，我们后边那剩了光棍老父子的五保户，原先老太太死时家还兴旺，扎十个、八个纸丫环，小脸是泥做的，涂着粉，绘着彩，画着脸，穿着金光闪闪的纸衣服，漂漂亮亮呢！把烧活分给看热闹的穷孩子，一人举一个，举到坟上就发个铜板。有个“打路鬼”，不能举，请它走在最前边，它脚下有个轮，人在后面推着，它手上有个小绳，拴个小纸球，推起来一走，那鬼就会一左一右地转动身子，把手上那根小绳扫到左边，扫到右边。嘿，那鬼的模样儿该有多么可爱?！临起灵，还得把这办丧事开门、三天、七天烧的纸钱灰，连着纸灰盆一齐摔碎，叫作“摔老盆”，这是孝子的专差。所以，跟没儿的妇女聊天，才有这凄凄哀哀的话：唉，死了都没个人摔老盆呢。算来，一个村红喜事、白喜事接接连连，一年到头，该有多么热闹！可惜我一回没见着。
　　“嘿，那家张什么时候出殡呢?”
　　“哪敢呢，如今，死了人连说也不敢说呢。”大嫂说。
　　遇到这种正经事，婶子便特别记起我这个识文断字的人和她们观念的区别，便带着种自我批判、自我合理的微笑，不紧不慢地说：
　　“我儿，咱们老农民，老了，不兴烧，要睡个棺材，入个土；怕政府不让，怕有人告，悄悄地，趁黑夜埋了去。”
　　“要叫人告了呢?”
　　“吔！那扒出来，浇上汽油烧。”
　　“埋哪儿呢?
　　“不是分了地吗?”
　　“噢。”
　　我心领神会地点点头，突然忍不住大着嗓门儿笑起来：“城里的一些个老人，这会儿真要羡慕死农民啦，只有农民有入土的特权！”
　　笑着，想起父亲讲过的一个老人和棺材的事。
　　三奶奶。

　　她原先就住我们家门外，一间小小房。从二十多岁起就守寡。一个人，一双小小脚，一辈子没见过火车。夜里，总听见火车叫，就问在巷子里玩的孩子：“儿呀，这是啥声音?”“火车！”“火车是啥样儿?”“老大、老大，呼呼满地跑。”“跑到咱这儿来可咋整?”“跑不到。”“是啊……”
　　从二十多岁守寡的时候起，她就一个心愿，攒一口棺材，老家人叫“木头”。有三亩薄地，不雇工，颠着小脚自己种。小房里有张小床，有个蒜臼，每天到地头摘两个青辣椒，搁在蒜臼里捣捣，卷在煎饼里吃。每天。到了四十多岁，攒上了口“木头”，放在当院里。
　　那时，正赶上全民抗战，国民党和日本人打仗，打完了，就上老百姓家搜棺材，运他们的官儿。她成天担惊受怕，便跟我奶奶商量。
　　“俺不如现在就拿根小绳儿吊死呢，你们家孩子多，帮把手，把俺放在木头里。”
　　“妹子，那咋行呢，人有个寿限。”
　　“是呀。可俺的木头万一叫人家睡了，俺这一辈子还不是光着腚走啦?”
　　后来，她就把棺材搬到小房里，搁在自己睡觉的床上，盖上秫秸、树叶子。自己呢，缩在床沿边，头靠着棺材，一夜、一夜坐着睡。
　　再后来的事，我父亲也不详细知道。有人说，她的棺材叫人家抬跑了，她上吊死了。有人说，她吊死了，睡在她的棺材里了。
　　现在，那曾有间小小房的地方，是一家人的后墙山和我家门形成的死旮旯，旮旯里有一棵榆树，树下拴着叔和他二儿子前年合伙买的牛。夜里，把牛牵到院子里，那儿，就剩下一棵榆树。

　　第二天，我跟叔在衬里走，见着我们那本家叔从村外回来，露出有礼数的笑。
　　“挖了?”
　　我叔小声问。
　　“挖了。”他拍拍手上的土。
　　“夜埋?”
　　“夜。”他又拍拍土，冲我笑，“大侄女。家来玩。”
　　我才想起是个什么事。
　　“她，净为了入土。死个人，还不赶死个小鸡儿呢。”婶子撇嘴笑。

　　“姐，听说明年要发动世界大战是吗?”
　　一家人都在院里坐着，二弟的媳妇突然冒出一句。
　　我怔了：“你从哪儿听来的?”
　　“满村的人都在议论。”二弟皱着灰黄的脸儿，挺严肃。
　　满村的人! 我笑了：“都哪年哪月了，你们怎么想起传这种没影儿的话呢?”
　　“咋没影儿呢! 预测的。说今年招兵体检够格的都得走，说以前当过军官儿的也都得回营房去住，复员军人都造了册子，让归队呢。”二弟越发说得有鼻子有眼儿了。
　　“你大哥也登记了。”大嫂紧着证实，“凤她丈夫不是打坦克部队上下来的，听说都训练俩月了。”
　　“吔，咱小伟弟今年非得招兵走不可啦。”六女儿凤鸾也瘆瘆的。
　　“才不会！”我说，“关于执行新兵役法的补充规定明确说了，地方、社队企业培养的技术工人一般不招兵。”
　　“不对！不对！”二弟皱着眉嚷嚷，“就是今年新兵役法传出这些事的。”
　　“啊！”我恍然大悟，“你们的世界大战是打这儿预测出来的呀！绝对没有影儿的事！”
　　“没有?”
　　我简直不知怎么解释这种跟盛传闹狐仙、还魂之类差不多的传闻，越认真解释才越可乐，于是，拉长了声音说：“没--有！”
　　“要没有就好了，我们还说呢，真要打仗了，咱们也别盖房了；要不，一炮都给咱炸了。”二弟媳欢天喜地的腔儿，庆贺避免了一次世界大战。
　　“是啊。……那，怎么就造册登记了呢?”
　　看来二弟到底是男人，在重大问题面前不轻意撒手。
　　我想老乡是弄拧了，把健全民兵师的通知和新兵役法混在一块儿了。既然是跟男人谈话，就最好一、二、三、四地着实摆一通。
　　二弟延平“嗯、嗯”地点着头，但那一脸神色没有舒展，服光依然迟迟疑疑。我突然想，他是否并没有真想象过万一那“世界大战”来了是个什么样儿，而是在肚子里那总无最佳解法的盘算中，觉着突然间得着一个意外的希望：他占的那两间房的“合理合法继承人”小伟要是能离开家呢……
　　谁知道他怎么想，但也真没准儿呢。
　　二弟不论是快活，是心里装着事，或者什么心事也没有，脸上始终有一种不舒展的神气，眼光总是迟迟惑惑的。不是忧郁，不是胆小，而是一种总在不断地小算计着，想占便宜，又怕吃亏，想要发达，又摸不着门儿，总在小算计，总又什么也没能算计出来，久而久之在脸上烙下的印迹。
　　人有多么怪，生活的路和内心世界的轨迹稍稍发生一点转向，脸相上就会反映出来。
　　叔的这几个孩子，我跟二弟延平算熟的，那年回来，他已初中毕业，在村子里当赤脚医生，很平常地说些个“红霉素”“转氨酶”一类的词，爱打听外边的新鲜事儿：一会儿，“姐……”，一会儿，“姐……”修地下铁道是不是像挖煤井一样掏的洞? 那人造卫星溅落在大海里边为什么人能找到……很跟我有话说。前几年学个“旅行结婚”，事先也没写个信，猛地，拉着个眉眼乖巧的女子进了我家，叫我那循规蹈矩的爸很有些疑惑，怕他们是家里不同意，私奔呢! 他留给我的印象，是一双明亮的眼，方方的脸，憨憨实实，跟我那当过兵，又下了煤窑的大哥一模一样! 他们兄弟俩也长得确实像。
　　这回，一见面我就怔住了。说不出他哪儿有大变化，变得又实在厉害。眼小了些，下巴尖了点儿，脸上是不舒展的神气，就这些。
　　我说要去公社找书记，他比我还热心，好像不是为电，就为那是个书记；
　　也去赶集，提回个大篮子，半天，抱着一小块豆腐皮：娘，给姐吃。
　　叔说，延平，到我地里刨点鲜花生给你大爷带回去。于是，他就收拾自己的地，一直到黑才回来。不用拿自己的花生了，还不舍得搭自己的工?
　　我简直说不出他那点小算计！

　　但，眼前这张总算计，总也没算计出什么的脸，真叫人说不出为什么会心里难受。
　　人难免被环境塑造。他也是两个孩子的爹，也分着一份地，不管怎么算计，总得想着盖房的事；那一砖、一瓦都是实实在在要算计的……要是我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出生，生活，然后，一个小而全的担子落在我的肩上呢?
　　我又何曾不深深地体会过这种没什么用而极耗神的小算计呢! 大至人际关系，中至命运，小至一分菜钱……如今闯荡久了，挫跌多了，对命运呀、菜钱呀，连同人际关系，都懒得算计了。去他的，算又怎么样，走，便是了。然而，有时仍要受无用的小算计的折磨。
　　也许，正因为我们都会小算计，彼此才这样地相通和亲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