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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种经验都是有用的
对妇幼保健站里这位从来没见过面的女大夫,年轻的妈妈一下子就很有好感。大夫把听诊器头放在手心里焐焐,俯下身来轻轻放在妈妈怀中的小孩儿胸上。小孩子以为人家是咯吱他呢,咯咯地笑个没完。大夫朝不会说话的孩子默默一笑,目光凝视着一个无名的角落,专心地听了前胸,又听后背。大夫的桌子上放着一本厚厚的书,合着,紫色的书脊朝外,烫金的字:儿科学。这大夫虽然不像保健站里那些医士,出身的老妈妈和护校毕业的小护士们爱说话,问问你孩子毛衣上的花样怎么织法,你脚上的皮鞋是在哪家店里买的,显着更亲热;但她的检查手法正规、老练,问的问题也似乎比以前做检查的大夫全面,高着一格。不由得年轻的妈妈连自个儿的脚气,丈夫害眼什么的也搬出来问问大夫。大夫全都对答如流,给一些很实用的建议。年轻的妈妈不住点头,信任得不得了,信任得不免生出一点点疑惑来,把儿子放在桌子上,系着纽扣问:
”怎么给孩子做满月和半周岁体检的时候都没见过您呢?”
“我刚调来。”
“原先在哪儿工作呀?”
“钢铁厂总医院。”
“噢……”
年轻的妈妈一想那钢铁厂在这座城市的地理位置,便不再细问就自我解答了。一定是因为离家太远,所以宁愿到这么个小小的保健站来工作,人家原先准是个主治医生或者科主任呢……
突然,那系好衣服的小家伙一歪,爬到桌子中间,伸出小手就去够那本《儿科学》。书太厚,太沉,小孩子,只能把它掀开来。
书里边,还藏着一本什么书。
大夫伸手去拦,似乎有些慌乱。年轻的妈妈没有注意,她正忙着“抢救”儿子,生怕他从桌子上掉下来。
可惜竟没有谁会想到拿徐均莱填在人事档案里的不同的工作单位和全国地图对照一下。否则,会立刻发现,徐均莱在漫长的十几年中,像一个跳棋棋子一样,为了接近某种目标,有计划,有步骤地一步一步往前跳。
她先是在海南工作,中国地图的最南端。早先相当疼爱她的父母,也曾认为这纯粹是报应。
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风暴铺天盖地地刮来时,徐邦翰自然也逃不脱的。他的旧同事几乎没有一人幸免,都被揪斗了,抄家了,有的被人在脑袋上钉了钉子,活活整死了。罪名呢,只是一个:在国民党大机构里做过事。这些人是科学技术人员,都是爱国的,许多人之所以会让人抓在手心里整,正是因为他们放弃了可能在国外享受优厚的工作、生活待遇的条件,参加了起义!谁管?在那场“红色的”、疯狂的混乱中,一个带有贬意性的名词就足够判罪了。足够!而从小到大一直乖乖念书的徐均莱,突然之间把“彻底划清界限”的大字报贴在自己父母的卧室门口。被从头到脚浇了一身和着红墨水的稀粥的徐邦翰,扶着剃了阴阳头的老伴一声不响地从那些墨字底下钻过去。人家并不看重、不承认徐均莱的革命行动,由于出身问题她被一个战斗队开除了,但她自己立刻又组织了一个战斗队。谁都忘了那两派观点对立的起因和一个人的出身有没有渊源,当动用高音喇叭、宣传车,到有了报纸、载歌载舞的宣传队包括头脑人物的女秘书、贴身保镖的时候,她早已不在“核心”之列,然而她始终以满腔的热情在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的狂潮中折腾。“革命”翻脸了。新的“革命”狂风立刻把前一拨“革命小将”,像吹桌面上的灰尘一样吹出革命中心,吹到大西北、大西南以及内蒙古的沙漠和东北的原始林海什么的,顿时在那广阔天地里四散得无影无踪。
那时,沉默不语的徐邦翰,竟也挺解气地哼了一声:“她什么也没有捞着!”可“革命”也够会捉弄自己的小将,徐均莱被分配到海南糖厂去了!抗战拆运工厂那口气还没缓过来,1949年,徐邦翰又接到拆运工厂的任务,那个当时我国最大的糖厂拆下来是让运往台湾的,到了香港,随起义的资源委员会的人士一块又归回祖国,安在海南。
连伤了心的父亲,也不尽明白这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报应。只有徐均莱自己知道个中滋味。她大老远地跑到那个地方,为自己在这次“革命”中的表现和在那里的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留用人员为“历史问题”一块挨整。她发现,在遥远的天涯海角,“革命斗争”竟更狂热、更荒谬。也许,这才是正常的,旋涡的边缘总是比中心部分旋转得更快。她懂得了“孤单”、“害怕”这些词的意义,但是,晚了。她想好好读点书,安安静静搞自己的专业,但是,叫她下车间劳动锻炼,人家还总怕她往糖里放毒呢!
她决定调动。往回调。
实际上,在开始动手之前,徐均莱对调动这无数人为之失眠、失常的事毫无经验,但她竟出手不凡。也许,就因为她不愧是一个天份很高的学生,生来就该读书、做学问;她善于把在专业领域中掌握的思路,面非那些鸡零狗碎的知识借用到陌生的领域。何况她还能从教训中理出思路。可惜那时也没有谁能跟踪、观察她办调动的手法,否则,对把握有她参与的“大劫案”的事也许有好处。
一上手,她就没有去电线杆子上贴两地对调的油印小纸条;她也不先就提上号称“手榴弹”,“二十响”的烟酒、点心之类去炸一个个头儿的家门;她不四处去哭,去悲悲切切地申诉自己的困难,又有什么特殊的困难呢?家里还有弟弟,父亲也没有召唤她回家……
她默不作声地等,看,一下子就看准了一个地方——华北油田。那年代,正是石油不仅在经济意义上,而且在政治意义上也特别叫红的时候,这又是一个新开发的大油田,什么人都可能往油田跑。就这样,徐均莱起步就不按隔一个、空一个的旧跳棋方式跳,采用隔三差五大跳的新跳法,只一步,就纵跨半个中国,跳过直线上的五、六个省和大大小小无数个市镇,调到河北安次。北京,不论怎么神圣、特殊,在地图上还不是勾在河北省里头?
她稳稳当当地扎在那儿,一扎几年,仍然是不飞不鸣——不乱跑,不瞎求人,默默看着地图,突然,出人意料地,跳到大兴县。这是和一个石油工人的家属对调。人家乐着呢,从土坷垃转成大油田的正式职工,她呢,一下子掉到公社卫生院的小院儿里去了。但她看准的是,在地图上,这中间有一道分界线,安次还属于河北省;大兴,哪怕是呆在公社一级,它属于北京市!
这是一个叫人感到不够稳当的临时落脚点,必须再接跳,但恰恰这一步比较难跳了。在北京市的大户口本里,又算不上个够格的北京市民,在那时的“市革委会”文件里,在城近郊区之后有一个逗号,才接下来提到远郊区县的门头沟、大兴之类。这样的人不少,都围着北京市的饭碗边团团转,就是伸不进嘴来。
可以借的路又突然出现了。一个在钢铁厂开大卡车的司机家在大兴,人过中年,便思乡恋旧;她也变得更灵活,更懂事了,给人家联系回县上开小轿车,她呢,进了钢铁厂总医院。
虽说是远郊区,奋斗十几年的大目标差不多算是实现了。她刚想停下来喘一口气,突然,她又发现了,或者说自以为发现了她要追求的目标!她不声不响,拼出全力,寻找,等待最后一跳的时机。这一跳,真该落窝了,哪怕是个对个地换一下自己原先占好的那个洞洞。这保健站有个大夫的丈夫分到八宝山以外的新高层住宅楼,想天天回家体验体验住新居的味儿,并且,也欣赏她这个位置有重工业补贴的。
最后这一跳,她,并没有得到想得到的东西。
临近中午,诊室里清静下来,徐均莱坐在靠墙角的桌子旁边,翻开《儿科学》,继续研究夹在里边的《集邮知识》。
她早已变成那么一种情感和心思都埋藏得极深,行动却特别鲜明,目的性非常强的人。她已经把专业领域的思路和在调动中获得的经验拧在一起,确认:在经过许许多多挫折之后,这一回,她应该找一个有效的方式一次达到目的。具体地说,先要找到一张合适的邮票。
她在心里反反复复地琢磨妈妈说的:“找一张你爸爸喜欢的邮票。”什么才是爸爸所喜欢的呢?不用翻书查资料详细统计,她坐在那儿闭着眼睛一想,便知道世上的邮票千千万万,如海!从哪儿入手找呢?
在治疗之前,首先是要确诊。这是医道。但她不由得就借用来帮助自己确定那一张尚且不知道在哪儿、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邮票。
假如有人请徐均莱写“诊断”这个词条,她准会这么写:通过实证的、科学的检查手段,加上想象力,来确定患者的疾病。可能没有什么正儿八经的医学界人士会同意使用“想象力”这个怪词儿,但徐均莱自己的临床实践伴随着不断变化的环境和各种人情世故,因此在确诊疑难病症时得益于想象力——
假如你遇上的是一个急腹症病人,满肚子都痛,分不清是压痛是反跳痛,根本不能碰,恶心、呕吐、发烧、出冷汗、不放屁等等、等等,各种病的症状全混在一块儿;你要眼睁睁地看着病人痛得叫唤,打滚,任何镇痛药不能给,在颠茄、吗啡的一时解脱下,就可能仁慈地把病人飞快送上西天。这个时候就需要你的想象力,你要把所有能想到的病都想到,然后,再一个个排除。……肠梗阻、蛔虫症阑尾炎、胰腺炎、胃穿孔、疝气——肠子已经从未闭合的鞘突缩回去了,摸不到了,但引起弥漫性腹膜炎包括痢疾、尽管可能是寒冬,尽管病人根本不拉稀!如果是小孩子,很容易想到闹蛔虫;如果是老年人,你会不会想到那竟是心肌梗死的放射性痛点?如果是位少女,你得想到是不是痛经?或者是宫外孕,那胎儿在细细的输卵管里生长起来!尽管她哭得昏天黑地,觉着受到莫大的冤屈,尽管她母亲发誓她女儿从来没出过大门,从没见过男人,跳着脚骂你这个大夫是个流氓,你也不能立刻就放弃这个想象。病比人更真实。也许,这可怜的少女竟是卵巢扭转……你让病人试一个体温,你给病人做一个血常规化验,别偷懒,别忘了做白血球分类。化验结果出来后,你可以在炎症和怀孕之间做一个筛选,也许可以根据白血球分类立即确定是不是阑尾炎;拍一个腹片,你可以去掉胃穿孔;做一个十二指肠引流,你可以排除胆道蛔虫症;也许,各种实验手段什么也没能告诉你。找不出任何问题,病人只管声嘶力竭地喊痛,你真会想象到这只是犯癔病,只有主观症状,没病!但你最好少想,宁愿开腹探查。可能你把那堆大肠、小肠折过来倒过去翻了个遍,什么怪玩意儿也没发现,仅仅是阑尾上有点发红,于是,割去阑尾,缝上肚皮。过了几天,病人依旧喊痛。也许会再开一次、两次、三次……也许,最后你发现,根本不干外科什么事,这是一种极为罕见的代谢方面的疾病,比如,你怎么会想象得到,是肝脏代谢诸多环节中,一个环节的一段中的一个因素里缺了一种小玩意!
不管病人最后是死了还是好了,当然,绝大部分肯定是好了,最初,只需要有一个线索,这个线索就是症状,哪怕是再复杂、再莫名其妙的症状,在丰富的想象和不断地排除中求证,然后,才是有效的治疗。
假如,把爸爸的喜好比作一种症状,那么,徐均莱发觉,她面临的症状是很有些独特的。她把所能想象到的各种各类邮票一一去跟爸爸的喜好对,不论是一会专题邮票,或是一枚在别人那儿可能非常眼馋的高价票,竟都不一定对他的症!最最奇怪的是,徐均莱从书中发现,大集邮家的邮朋都多得车拉船载,由此推想任何一个不见经传但稍有年头儿的普通集邮者,那集邮册也不止三五本吧?可爸爸呢,她掌握得绝对确切:只有那么一本。
徐均莱就是徐均莱。静悄悄地,她已经用面临急症时查阅医学资料的方式,突击翻阅了十几种有关集邮的书,在几天之内,她就从一个完完全全的邮盲变成一个集邮方面的行家。并且,这个行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研究、观赏过任何一枚真的邮票!她只是坐在那个小角落里把那些书面知识综合起来,理得头头是道。头一本书,她是一个字、一个字读的,后边的书就一目十行,专拣有用的段落琢磨。读那些书时,不知怎么,她想起她读过的各种各样的医学书籍。先是大学高年级临床课时的各科教材,然后是“六·二六”防病治病大全和农村赤脚医生于册,以及再后来的这个版、那个版,这个学院、那个学院的,重重叠叠的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心电图学……它们或简或繁,同一内容彼此都相去不远,这书纠正那书的一个小错误,同时又大抄那书的段落,另一本书加了一个观念似乎挺时髦的导言,看到后边,仍是老一套。连续读了二十年以后,有时甚至能准确嗅出旧材料重新组接的剪接点……这种联想可能毫无道理,她找的毕竟都是普及读物,谁连读十几本任何方面同一内容的普及读物也难免生出这种错乱的联想。
已经够用了!她的脑袋里积攒下了一大把无形的读书卡片,用心气把这些无形的卡片像洗牌似地洗了又洗,倒了又倒,终于抽出对症的一张——
爸爸只喜欢收藏罕见的邮票。
仍然需要想象,而且还需要排除。爸爸所喜欢的,她并不一定有能力开出抓得起的药方。太贵重的不可能,太古老的不可能,外国的当代罕见票,就是还扔在人家的大街上,你也不可能跑去捡回来呀!还有那些奇形怪状的邮票,诸如什么金属的、塑料的、丝绸的、发光的……还有特大的,特小的——世界上最大的邮票比一般信封还要大,最小的邮票跟人的小脚趾甲盖差不多。世界上居然还有一套唱片邮票!这些邮票在想象中是非常美妙、非常合适的,然而她到哪儿去弄呢?那么,国内的呢?像“大劫案”那样的也不可能,因为只有那么一张。正因为只有那么一张才够意思!
于是,徐均莱把想象的范围缩小,再缩小,限定在国内的,现代的,错体票上——她是真会读书的,能从字和字、行与行之间读出意思来。书上说:“邮票的设计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一会邮票图案的确定常常要经过多次审核。但有时由于邮票设计者知识不足或粗心大意,加上审查部门的疏忽,邮票上也会出现某种不符合历史事实、违反科学或文字有错误等情况。发行后一经发现一般就立即停售。”在这“严肃”、“多次审核”、“立即停售”之间,拼出了错体票的罕见性!
她在一本书上看到,二枚一套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中的第一枚,是一张近似错体票。票面上画了扶桑,像征日本。严格地说,像征日本的花应该是樱花。也许是那位设计邮票的老先生过于较真儿,资料查得太多,旧书上称日本为扶桑国。谁知道设计者是不是位老先生?当然,据书上说,邮票上同时画了梅花来像征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也不很确切。索性都看作是烘托意境而非像征的,两相抵消,所以算近似错体票。有点意思!不过,这张票是个什么样呢?她一点儿也想象不出来。虽然,中日恢复邦交十周年是不太久以前的事,但那时她跟集邮太不沾边啦!
她又在另一本书上发现,“长沙楚墓帛画”邮票第一枚“人物夔凤图”是错的,夔应为龙。这票画错是由于帛画不够清晰,早期的摹本将画上的龙误为一只足的夔。邮票发行后,省博物馆对原画进行科学处理,隐藏着的龙足们显现出来!确认画的内容应为:“龙凤引魂升仙图”。这张票看来有把握找到,闭着眼她都能准确地想象出这张票,因为那长沙楚墓帛画“嚣张”过一阵子,在画报、挂历、电影里被反复介绍。不过,正因为如此,这票也许并不珍奇。从书上看,它是1979年发行,发现对原画判断失误是什么时候,书上没有详细说,只说“不久前”,但只要看看那本书印刷的时间,减去书在写作、编辑、校对、审定各个环节的大约时间,也能知道,总之,票是被充分发行过了。
突然,她在一本已经看过的书里看到了一张“全国山河一片红”。这张票是作为例证印在书中,是黑白的,邮票画面下部有工农兵高举语录的群像,上半截是一个没有省界的中国地图,一只大公鸡鸡,身上标着一排与邮票名称相同的字:全国山河一片红。由那深色的衬底猜想原票,想必是一片红色,而地图右下角的台湾省那儿,在黑白的票样上也能看得清清楚楚,是白色的。
徐均莱刚一看到这张票样,就觉得这张票极为眼熟,她甚至马上能够猜出画面的全部颜色,那领头的工人穿白上衣、蓝裤子,持枪的解放军战士是一片绿三点红,那女农民是粉衣裳、头戴白羊肚毛巾,背景是金光灿灿的霞,是一面面深深浅浅飘扬的红旗,直到推出那个红彤彤的大公鸡!很可能她自己就使用过这张邮票。很可能!也可能是别人给她寄信的时候用过这张票,一定是这样!只是,唉,只是那时节不知它的价值,随手一扔丢掉了!不知道随手扔掉了多少事后才知道有价值的东西啊……但是,书上明明白白写着:“1968年10月25日,邮电部拟发行一枚‘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因为台湾省的颜色处理不当而取消发行。”分析字面的意思,这枚邮票是根本不曾发行过的,那又怎么可能见过,使用过,或收到过贴这枚票的信呢?然而,就这书上那张黑白复制票上,也有一个盖销戳呢!这可真有点奇怪啦!并且,说“台湾颜色处理不当”,那么,替设计者稍稍想一想,这颜色竟是没法儿处理的呀。也许该修改其他部分?但是,“全国山河一片红”这一口号,也的的确确响彻过这块土地。它在各家报纸的头版头条出现,在广播中出现,在鞭炮、锣鼓声中被大众的呼喊送上天,作为“革命委员会”终于在各省市相继成立的总结。那个时代一过,你才会不寒而栗地深想这个口号的含义,仿佛是又一次夺取政权呢!实际上,尽管动了枪,开了炮,死了人,人人互危和自危,实现的“一片红”是什么呢?尽管这样深思了,如果说“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那么,这个口号的确是“合理的”真实的存在过的,可台湾省也是真实存在的。怪了,越思越想下去,越有可能陷入“白马非马”“飞矢不动”之类命题的危险之中去。这真是错得太绝妙了。有许多错体票的错误通过修改部分画面就可以纠正,而这张票的命题和它所表达的时空不能同时存在于同一个平面!这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不能存在于同一个平面或空间中吗?几乎什么都可以并存,并且实际上一直在并存,丑和美,逻辑与荒谬,现实和超现实……在绘画、电影、电视那些艺术创作的平面中,正更加超发挥、超想象地使不相容的东西任意而合理地拉入同一个平面之中。然而,这张票的确不能存在!可是这张票又是这样的、这样的平易近人,这不是太奇妙了吗?!
坐在诊室幽静的角落里,徐均莱低垂的双眼中闪着异样的光芒。
就找它。
虽然她从来没有接触过集邮的任何一个具体环节,但她有一大把各式各样的知识和经验呀。她按照办一般事的逻辑,立刻在脑子里画出一张大大的网络,勾出所有可能弄到这张邮票的地方,国家集邮公司和亲戚、朋友、老同学、旧同事和病人那儿,还有——司徒怀。
司徒怀是最有可能帮她找到这张票的。
他是跟她完全不同的那样一种人,一个大玩主。当然,上班的时候,他决不会叫同事拱出错儿,叫头儿操份儿心,保险把自己份内的工作干得点滴不漏,八小时之外,就是玩。什么都玩,还都要玩得淋漓尽致,玩出门道。
他打冰球是追着冰打。先去筒子河打一阵,等着泼人工冰场,待人工冰场的冰软了,不敢开了,改去天然冰场,天然冰场也不开了,就去野冰上打,野冰也化得要玄了,还要溜稻地。那稻田里放的水自然是薄薄一层,冰裂了,也掉不下去,脚下那点薄冰叽哩嘎啦乱裂,他追冰球的瘾头一点儿不减。都没冰了,便奔郊区山里去滑最后一茬冰,那高山顶上有三级扬水站,下边春已露头,高山顶上还没开化。去那儿打冰球兼着旅游。山民不稀罕劫那双带两把刀的怪鞋,只小心着放在山下的自行车别叫恶作剧的小孩子拿酸枣刺扎了带,或者叫精打细算的老农民卸了前轱辘背回家去做手推车。要说他钓鱼呢,便装备有大海竿、七节杆、十一节杆,以及拉砣等等。每次去钓鱼,那身上的披挂,绝不比戏台子上扎的大靠省事。到了湖边,把拉砣扔出五十米之外,挂上铃,钓远处的鱼;把海竿甩出二十几米,也挂上铃,用支子支好,钓中间的鱼;然后,再把七节杆、十一节杆一节节对上,甩出去,钓近处的。眼皮底下的也不放过,专有那拴好了羊蝎子的虾网一顺边儿地拉它一二十个,点上支烟,就等铃响或漂儿动。左手边是一个抄网,右手边放着一把专等着拉大鱼但百年不使一回的大钩。他玩水里的,也玩上天的,不论是弹射式还是牵引式的航空模型,只要是猴皮筋或小线绳为动力的,他根本没做过,上手就是1.5毫升发动机的线操纵模型。为此,他还有个小小的发明,他所谓的线操纵,用的是早已过时废置不用的钢丝录音机的录音带!没玩几天,他又把钢丝剪断了,任航模在天上翱翔,他又改用无线电回收了!自从改无线电操纵,他就发现还是已经扔生了手的焊半导体有意思。装单管机、来复式的四管机直至超外差的六管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装成黑白电视之后,彩电倒是买的,于是又做开了电子音乐门铃。从奏一支小曲子的到十二支曲子循环不断奏半个小时的,等依次把各种门铃装在自家门上唱一遍,就全都又送了人,依旧请人用手敲门。那乐子原在做铃之中。他也有过一次大失败,传说中的电子驱蚊器的线路图在无线电杂志上发表后,他也与全国所有的爱好者一样,在那小小的单管机上彻底败北了。开着驱蚊器躺在蚊帐里,“千古之谜”的答案是:所有爱好者买到的单结晶体管都不过关!当市场上国营产的驱蚊器也大规模退钱,司徒怀就不再琢磨了,留下雄蚊翅膀振动频率是二十一千周的知识后,又把目光转到他自己骑的那辆摩托车上。在都市大街上骑着YAM-AHAl00的男女,前边那位穿着上下左右足有九根拉链之多的摩托服的小伙子帅得匪,后头搂腰那位披头散发红风衣的女郎狂得俏,司徒怀可不在这儿显;那大郊外的国家摩托车运动场上,烧公家油的人休息的时候,烧自己的油的司徒怀就上了。每回从运动场回来,他那满身满脸满车的黄土叫大街上的摩托勇士看着直乐,那辆好端端的叫人眼热的鲜红的 JAWA250,前后挡泥板都不知飞什么地方去了。但是运动场上的专业摩托健儿对司徒怀暗暗生出佩服,单凭他骑的不是越野竞赛专用车,而是把挡泥板拆掉的普通车,竟能跟他们一样玩命地做一百八十度甚至一百九十度的回环!也许,因为他的车比运动车小巧吧,他所划的弧线竟比专业的还小着一点儿。所以,一到调头弯或折返区,司徒怀就窜到前头去了。好在窜到前头也不怕,你那民用车有加力器吗?健儿左脚后跟一蹬,不出一百米,就又把他甩后边去了。前边更没他的戏啦。摩托运动场上划有两道白线,线内比如一道万丈深渊,那是特技项目“越堑壕”的标志。在压到第一道线的时候,骑手的前轮就离地,跟着后轮也飞起来,越过第二道白线,骑手后轮必须过线,否则就相当于掉入万丈深渊啦!每到这里,健儿们都是凌空一飞,而司徒怀呢,带着股黄烟“地出溜”似地窜过去。窜来窜去,健儿们发现,司徒怀的臂力不小,腹肌的力量也足够,最有眼力的健儿早在折返区的一百八十度回环中发现,司徒怀的平衡机能也极好;只是他的车碍了他的手脚。人家休息了,他也熄了火,把自己的车凑到人家的车边比一比,他就全明白了。这车重心太靠前。健儿们自然也都明白个中道理,但谁也想不到司徒怀会计算这个重心,会推测重心后移之后的落点。更想不到,司徒怀有一天会异想天开把车座子锯掉一块移到后边去!他们只是想,幸亏这家伙已人到中年,不属健儿,否则他们这些健儿大有让位的可能……他攒古钱,攒糖纸,攒邮票,攒不知什么时候印的、并不放在香烟盒里的“新洋画”……这种人,简直天生就是为到世上来玩的!
徐均莱和司徒怀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类型,简直没有什么可能在人生中相逢的机缘。不过,怎么不同的人,也都有生病的时候。
一年前,徐均莱在市里一家医院进修,司徒怀由于药物反应引起急性再生障碍性贫血,住了院,正落在徐均莱手里管着。诊断上还打着“白血病”的问号呢,他竟然就买通了护士,跑出去看了场冰球赛。同房间的病友偷偷向徐均莱告了密,但不论怎么“审”,他就是不承认。不愿意出卖那个小护士。
“医院有医院的规章制度,你作为一个病人就应该服从管理。”
事儿妈!司徒怀心里说一个进修大夫一本正经维护人家医院的尊严,怪可乐。不过他表面上还是乖乖听着,就是不吐口。“你不承认没关系,”徐均莱也不动声色,“等着吧,你的血象这么低,往外跑就会发烧。”
司徒怀仍旧装傻,心里挺烦这儿跟警察似的大夫。
到了晚上,司徒怀果然就发起高烧来。徐均莱站在他床头,看着体温表,轻轻说了一句:“怎么样?”那话里先知先觉的自负劲儿只有司徒怀一个人听得出来。
司徒怀气得要命,又没办法,只有眼睁睁地看着这位值夜班的进修大夫给他一会儿一试表,一会儿一打针,一会儿又灌冰袋,一会儿又稀释酒精给他擦脑门儿和脖子降温,她悄没声儿快速地进进出出,他瞧着她那劲头十足,底下很有点因为他不招供而变着法儿折腾他的潜意识!他病好了,好得垂头丧气,好像被打败了似的。轮到她休息的那天,他办理出院手续。等她来上班的时候,这张病床已经换了主儿。
她心里头竟很有些不快:“真没礼貌,连个再见也不说!”
他就是趁着她不在才走,就不愿意看见她那冷静、自负的微笑。头一回,一个女人会叫他这么恼火。从来也没有过的,连他离了婚的老婆也没有做到。
所以他们又见面、来往了,仍旧互相感到惊异。
“我真不明白,心底下怎么会有这么爱玩的人呢?你又不是个小孩儿,你,是不是有什么毛病?”
“你是想说我有精神病吧?我看你这么锲而不舍学、无止境才奇怪呢!来,来,咱们下盘象棋。”
“我不会。”
“玩牌吧。”
“不会。”
“游泳呢?”
“那会。谁不会? 号召我们到大江大河里去锻炼来着嘛。”
“那不错。滑冰呢?”
“不会。”
“唉,你真可惜。”
“你才可惜!像你这么聪明的人,好好干这几十年什么干不出来?净玩啦!”
“那你又学出什么来了呢?”
他并不恼火。她却真正地恼怒。因为早在上大学时,不论是同学,是父母,还是她自己,都认定她是真有事业心,有抱负的,然而,半生过去了,的确又什么也没干成。
徐均莱万万没想到,她居然和司徒怀那种人有了一个小小的共同点。不过,司徒怀绝对想不到她是为了什么,并且绝对想象不到她在集邮知识方面已经一跃达到了什么水平!假如现在再碰在一块儿,可就有戏了。一想到这儿,她又得意,又生气,并且暗暗伤心。她打定主意不求司徒怀。
她去了那个火柴盒和打火机捏在一块儿的集邮总公司。在那里边,查不到这张票的名字,没有挂出票价,自然也没有票卖。路一下子就堵死了一条。不过,这是意料之外又意料之中的,徐均莱经了这么多事,什么时候敢指望一次就成功呢?
她继续按脑子里那张网络图依次跑她熟识的人家。
“噢,那张票呀,我见过!真可惜,当初不知道哇!”——一个人说。
“对,对,对,我知道那张票,我们肯定有过的!唉……很值钱了吧?”——另一个人说。
“我来翻翻看,我记得什么地方的小盒子里好象还,捞着一堆作废的布票、工业券什么的,怕什么时候又用得着呢,看看那里头……”——人家立刻热情洋溢地翻箱倒柜。
徐均莱发现,不论走到谁家,一提起这张邮票,就像提起一个共同的熟人似的,根本不用多费口舌,详细描述,每个人都立刻默契地点头,都会带出许多话,补充这个“熟人”的各种特点,不都会带着失之交臂的怅然。不过,这全都是三十岁以上的人。二十岁以下的人只能站在一边,茫茫然地,仿佛听说古。但是,谁的手里也拿不出这张熟得不能再熟的邮票来!也难怪,在一次又一次清理日记、信件、旧书包括卖学习材料、红宝书和像章的过程中,大家都卫生得很少留下什么私人的旧物,更别说“前朝遗物”啦。
这时候,徐均莱突然接到司徒怀的一个电话。
“有件事我想跟你谈谈。”
“我也正好有事想求你帮忙。”
“急事吗?”
“急,你的事呢?你先说吧。”
“你,还会再来看我吗?”
“就这事?”
“嗯。”
“那你先听我说我的事吧,你有‘全国山河一片红’吗?”
“什么?!”
“‘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
“你怎么啦?疯啦?”
“谁呀!你到底有没有?”
“有一张。”
“多少钱?”
“你买不起。”
“你以为!”
“真的,你买不起。我只想问一句,难道我们真的不再来往了吗?”
“你们不是要复婚了吗?”
“是,我妻子提出来了,我也就,我……”
“别说了,没意思了。”
“……你为什么需要那张‘全国山河一片红’呢?”
“我有用。”
“那,我送给你。”
“不,我原价买。”
“算啦,我知道你的脾气,可你买不起。”
“买不起!买不起!你到底什么意思?!”
“真见鬼!不信你上集邮报刊门市部门外那些人那儿打听打听!……我送给你吧,算我们认识一场做个纪念。”
“我可不要买不起的纪念!”
徐均莱扔下电话。
但是,她已经得到了重要的启示。
于是,一个戴着顶草帽的中年妇女开始出没在城区各个地方的集邮报刊门市部的门口。
这一天,徐均莱刚一张嘴问,便有两个小伙子走上来,微微朝她摆了下头,就走开了,她立刻跟上去,他们穿过大街,走进一条僻静的小胡同。她也跟进去。
其中一个小伙子打开集邮本,摸出一张包在玻璃纸里的小花纸片。徐均莱一眼就认出来,那正是她所想象的“全国山河一片红”!在同一瞬间,她突然彻悟到,她从来也没有见过、使用过这张票,只因为那个时代就是那样的构图、那样的色彩!
司徒怀反复说的“买不起”这句话,使徐均莱把准备买辆自行车的钱全部带出来了,但他们开口说的价儿,比那辆自行车钱又高出一大块,机不可失,徐均莱到底是徐均莱,关键时刻,便有本色露出,“啪”的一下,她从手腕上抠下全自动的欧米茄表,加在那一叠钱上边,那两小家伙也吓一跳,待到看清楚那块表,又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犹豫起来,他们还遗憾它不是雷达石英电子表,不够“领导新潮流”,岂知那老爷子欧米茄曾风靡一时,虽说“老”了,也足以把电子表打趴下。徐均莱也不解释,只是托着钱和表站在那儿,她那副派头才把那货真价实的表价儿抬了上来。
一成交,那俩小伙子立刻不见了。徐均莱小心翼翼地把这张包在玻璃纸里的邮票夹在工作证里,放在胸前的口袋里,突然觉着有点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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