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进来看
想去找一家露天电影院，是因为一部《孤独之星》（Long Star）的电影。讲的是一个警察追查犯罪的故事，发生在靠墨西哥边境的美国老镇里，这位警察跟一个墨西哥裔女子热恋着，上过床之后，两人才发现，原来竟是同母异父的兄妹，当年他们的母亲是偷渡客。这个剧本在好莱坞转了好几圈，在我熟悉的一个制片人架子上搁了好一阵。这就属于这一类创意：编得太过，人物关系近到不可能了，不过，有床戏，有离奇卖点，看你怎么作了。稍微不留神，会相当地俗气。后来，剧本转了几个制片人，终于作出来了。我看了片子，居然挺不错的，这个读剧本的时候感觉相当牵强的故事，在电影里挺空灵的。
黑暗中的笑声
据说网上大萧条，网下又何尝不是？——就精神需求而言。在这样的时刻，看了部关于一个美国网站成功到失败的电影记录片。我的“娱乐精神”(挺喜欢编辑对我未来一本书要求的这词)有点邪门？
这个记录片只在一家“艺术影院”放映。就是说，是在小房间的，烂椅子的老影院里。我有点迟到，摸入黑暗，出乎意料，居然地，这里，那里，有一些头颅的影子挺在银幕前面。看来我不是莫名其妙的唯一之人。
看电影的A.I.
A.I.是斯皮尔搏格的电影新作。A.I.也是“人工智能”的英文缩写，中文翻译成，机器人。电影说，一个机器人孩子，带着爱的指令，到一个孩子生重病的家庭来讨母亲欢心，而作人之母的，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把机器孩子抛弃了。机器孩子流落在残酷的人类世界里，惨糟折磨，却很想成为生命有限的真正的人，好能得到妈妈的爱。秘方是找到神话中的仙女。
色、情、暴观赏参考
看完《红磨坊》(Moulin
Rouge)我问斯蒂夫：“影视评论都怎么说的？”
“普遍好评，亚特兰大宪政报的家伙，当然啦，给坏评。”斯蒂夫答得像天气预报一样全面。
“宪政报家伙说怎么坏？”
“说没内容。”
“真邪了门，这种白痴怎么还吃影评饭？”
镜中反杀
曾经是，少数狂热分子在自家车库钻研电脑，现如今，到处在猛干数码电影。传统电影大腕自以为前卫的人物比如Lucky等人，干脆在南加州成立一个新学院，招收新型学生，学生用着新术语，他们不说“拍摄”画面，而是说“获取”画面，到后期剪接里，原始画面再出全新的形象。我也在投入新试验：不就是根据新工具的可能性玩想象力吗？看过新上演的《Memento》，让转向于此的我受了点打击。这个电影是年轻英国导演Christopher
Nolan作的。没有任何高科技成分，无电脑，无三维动画，无扣象“绿背景”。它只集中精力玩电影的一个基本元素，新科技无以代替的老元素：讲故事的方法。
第七回合：竞争者
这是一个所谓真节目，就象眼下美国电视玩真实的时髦节目。这类节目有摄象机跟随警察到抓坏人的现场，带看球赛似的画外音解说以增加气氛。去年CBS爆出叫“幸存者”的大彩。是打英国借来的招儿，各地各种的普通美国人参加竞争(当然得挑几个惹火身段的妞儿)。
北京《纪录》给老百姓讲故事
星期二晚上８：５０，这是北京电视台《纪录》首播的时间，绝对“黄金”
。这一点，让制片人陈大立和他的同事们每每想起来都感觉幸运。一年下来，收视率还算不错，从四个百分点涨到五个百分点。
当时栏目化生存的纪录片还存在一个大环境的改变。八十年代的时候，电视里没有学术意义上的纪录片，只有专题片，以中央电视台《生活空间》为标志，开始了中国纪录片的一场革命，纪录片人开始从轰轰烈烈的大主题转向关照个人的命运。但陈大立认为，“生活流”走到了九十年代后期，有点走过了头。
中国纪录片的成长和萎缩
《我们的留学生活》和它的制作人张丽玲近来因有报刊指其“作假”而不断出现在媒体的新闻榜上。这其中的琐碎是非不是我们关注的，但是这件沸沸扬扬的官司或“准官司”为我们回放中国新纪录片运动提供了一个话由。
在许多人心目中，中国新纪录片的上限是１９９１年的《望长城》，而在另外一些人心目中，中国新纪录片的上限是１９９０年吴文光的《流浪北京》。这实际是两条不同的线路，我们都要去追溯。
吴文光离开精英走江湖
几天前，吴文光收到了美国纪录片大师怀斯曼发来的电子邮件。这个苛刻的老前辈在看了吴文光的前三部作品后一直拒绝发表意见，这一回终于开了金口，表扬了他的新片《江湖》：“看了你的片子，很喜欢。剪辑和拍摄非常有效。…
…我喜欢这部片子展示给我的普通人的庸常、恐惧和渴望。……”
蒋 樾：贴近底层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吕新雨教授在给学生讲纪录片的时候，总是第一个放蒋樾的《彼岸》。
３８岁的蒋樾是纪录片这个行当里的重要人物，除了独立制作的多部纪录片，他还为中央电视台的“生活空间”拍了３０多个短片。但在中国媒体过于势利的娱乐版面上，他的名字几乎从未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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