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上路

　　首先要决定骑什么车。
　　我有些关于自行车的知识，那完全是偶然得来的。是个晚上，因为去那家全国有数的大自行车商店买一把车锁，生了一顿闲气，一气之下，生出闲事，决定去找经理“反映、反映”。经理在把门。
　　“我不是经理，我是当经理的。”
　　一张嘴，那模样窝窝囊囊、不像大店经理的经理倒叫起屈来。上头叫开夜市，吃的、穿的没得说，那些时髦衣裳在灯下比在阳光里更迷人，可谁晚上揣着大把票子来买车呢？于是，大家伙儿就把电视塞进四四方方毛玻璃罩着的收款台里，屏幕冲内。外头瞧着，是在站柜台，其实呢，看《霍元甲》。这位经理，自个儿搬把椅子守门口，别丢车！哪位对您态度不好来着，我赔不是了，没法儿管，没权。有那年轻人对顾客态度不好，要罚，得写个报告，请上头批，等上头批下来，那小伙子早改好了，还想赏赏呢。还是没权……
　　叫着屈，顺便，给我指点指点正规军“永久”、“飞鸽”、“凤凰”的渊源以及新起的几大杂牌军的底细。聊起来，这经理是旧社会车行学徒出身，修过英国名牌车，也见识过咱们新中国制出的第一辆自行车的德性，可惜，从来没想过写中国自行车发展史的论文，赚赚稿费和入个什么协会。泱泱自行车大国中全国有数的自行车店的经理，叫着屈，把着门。
　　于是，我去找经理，一张嘴，要买辆赛车，要国产的，还要好的。谁不知道英国、德国、意大利的赛车好，破汽车价儿，你掏得起吗！再说，也没有哇，瞻仰瞻仰都没门儿。
　　叫经理犯难。正规军“永久”的赛车不错，但是车轱辘内外胎是一个，人家单是为了赛，越轻便越好。要是旅途中半路漏了，我总不能背上一大堆车胎，不断拆了换。可要换一种内外胎分开的普通轱辘，又安不上去，那“永久”赛车进的是匈牙利的流水线，成着套。一个是"27"，一个是"28"。
　　比来比去，经理建议我用杂牌之首“金狮”27型车架子，装内外胎分开的台湾轱辘。台湾橡胶制品不错，轱辘也挺好。我有点儿迟疑。听那比我大的“男孩子”讲他的黄河中游之行时，就有那在山路上先把金狮车后架颠散了，于是把被子卷背在背上，接着车大梁又断了的精采章节，气得他干脆扔了车，扛着被子卷走！经理对这故事里的车眯了眯眼：“那，准是78年以前生产的车，人家早改进了。”“行，装吧。”“不忙。”那金狮为生产赛车，最先进了一批日本零件，经理去库里翻。日本人是真不怕累着，那车把、脚蹬子、车座子下边的不锈钢支杆，手搬变速器和变速轮上，全都敲着JAPAN，车链子实在是细了点儿，要不，他们准把链子的每一环上，个个敲上个J、A、P、A、N。“要骑到杭州呢！”经理忙得团团转还不忘嘟嘟哝哝。
　　“……唉，你这孩子也真能折腾，还是有闲心呢！”
　　“要是您的孩子呢？”我成心。
　　“要是我孩子？他趁早老实歇会儿得啦！”
　　说归说，他知道我要求在按规矩是没有后架的赛车上装个后架，以便捆个小小的行囊，于是，又把拼起来的车拆开来，想法子打眼儿，装后架。
　　“……可回头这车的重心就不对劲儿啦！”经理怪惋惜地替那拼起来的“两国三方”十速赛车咂嘴。

　　父母大人很早起来，练太极剑、鹤翔桩，晚上看电视，电视是《血疑》。

　　隔几天，去探视一回“金狮”，看它生出来没有。

　　装着车，又琢磨船。
　　敢想！那大运河，竟如纲，似魂，纵跨中华五大水系：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然而，好久，好久，没有船能从头走到头了。
　　小船来得简单。
　　我们自己不生产非军用的橡皮舟，那到处敲着的JAPAN作怪，于是，壮起胆儿，去日本轻工业在中国的代理商，叫“嘱托”的那里，问，能不能代向日本的生产厂家申请赞助我一个橡皮舟？
　　“嘱托”先生说，他自个儿就可以做主。
　　大约那船钱和跟日本国通一次不罗嗦的电话的费用差不多。
　　凭着写给“役用方”的二指宽小条儿，到咱们自个儿人一家公司去拿橡皮舟。小条儿上连个私章也没有，更甭提大圆鲜红的公章啦。
　　“它可真有福气，跨五大水系！”
　　那清华大学水利系毕业的，分配在大楼第三层一问办公室里，栽在几张或靠墙或对起来的办公桌的其中一张的后面。专门“处理来往事务”的大学生，守着电话机，眼睛里放出异样的光，叫人不能忘记。
　　虽然是资助的东西，和买的东西一样，得挑拣、挑拣。买的东西是日积月累的血汗，白来的，回头不也是自己的财产？
　　在公司走廊里试着给小舟打打气，看看脚踏气泵，看看阀门的松紧，把可以拆开、便于携带的塑料桨对上，试试能不能拧紧。办公的人来来去去，有人从楼上下来，有人从楼下上来。你问，他问，去哪儿？哪儿去？然后便嚷嚷。“到我们那层去打气！”“到我们那层去打气，我们有地毯！”
　　还多给了我一根尼龙绳，专业术语叫“索具”，人家为我设想，在运河上划不动的时候，可以用索具将小舟系在机动船后拖带着。我不知道有没有船肯拖带我。不知道我要不要人拖！
　　在家里的晚饭桌旁，再一次，从塑料袋中，把折叠的小舟取出来，铺在地上，第一次，让它完完全全地充足了气。 
　　太耀眼了！
　　天蓝色的底，鹅黄色的帮。四壁的自墙，大大的针织窗帘、冰箱和饭桌上铺的淡粉色的桌布，桌布上放的玻璃板——玻璃板使下面的淡粉色越加朦胧，使上面淡绿色的碗、象牙筷和瓷盘子越加晶莹——耀眼的小舟，使这一切为之失色，为之飘摇！ 
　　穿着鸭绒背心、棉拖鞋的妈妈，腆着肚子，站在小舟旁，手里拄着也是鹅黄、天蓝两色的塑料桨。忽然之间，在我眼里，她是一个被海水洗淡了头发、被风和日光抹皱了脸的有经验的水手。 
　　那会儿，谁都在对着小舟光想到作诗，没有人想它是用来干什么的。
　　在这个水泥结构的方盒子里，似乎飘着一股潮润的气息。那鹅黄和天蓝在揪着人：
　　是真的要走的！

　　我又何尝不害怕，我也不知此去前面有什么。 
　　我和一个十九岁，已经到处走了三年，走了三万里路的男孩子聊过天。他在路上遇到过土匪。而且不止一回。到全国追捕那持枪横行的“二王”时，各城镇对别的坏人也看得紧了，于是，坏人往荒郊野地跑。
　　“留下买路钱！”
　　毕竟还是个男孩子呀。
　　用自制的筏子漂完黄河上游的那小子，还没到黄河源头，已经听了许多关于黑熊的事。
　　一个男人骑着马出门了，回来的时候，远远地，就觉着自家的帐篷静得怪。赶到近前，看牦牛，牦牛被一个个撕开了膛，看羊，羊圈空空的。知道不好，提着枪，悄悄地掀开帐篷一角。一只黑熊正呆在帐篷里，坐在他女人身体上，掌中玩着拧下来的那女人的头。 
　　三个猎人去打黑熊。黑熊来了，被打伤了，朝一个猎人扑上来，猎人掉进水里，黑熊跳到水里，岸上的猎人无法开枪，熊和人抱在一起。据说黑熊怕人脸，恰那猎人被水呛了，跃出水面，猛一回头，黑熊一巴掌打上去，将一张完整的脸皮抓下来。黑熊被打死了。两个猎人将那猎人的脸皮捋上去，驮在马背上，去找医院。半路上，人也死了。
　　不愧是现代人，是作家，这小子想跟当地公安局借一根电警棍！
　　我想买一支枪。 
　　一位去波士顿当访问学者的妇女告诉我，纽约地铁的确如风传到大洋这边来的那样，极乱。于是，她买了一支小枪，放在手提包里，如果有流氓凑上来，只需对他脸上开一枪，不伤他性命，不过将那本来想着的刺激换了鼻涕、眼泪大流特流。你就可以趁机逃之夭夭！
　　那种小枪，商店里就有，随便买，二十个美元。
　　我写信托住在香港的朋友。大概那类玩意儿香港也遍地都是。

　　还需要书，各式各样的书，不是背到路上去啃，要先吃在肚子里。 
　　我畏惧北京图书馆，犹如旧时百姓怕县衙门。借书手续，跟告状一样繁与难。而每回去书店呢，也总要在那书的烟海和自己的寡见以及那书们的孤陋和自己的茫然之间久久地茫然。一家家大新华书店架上的书，竟有一种说不出的相似和狭窄。
　　这回，特别认准中国书店海王村那小楼。我总信那里还藏着些古和怪。
　　那儿房间小，架子格外满。先按分类扫了一遍，把“文学”、“哲学”跳过去，心便凉了一半。然后，回过头，细细地筛，一本一本地翻，哪怕在“文学”架上有一本散文涉及大运河，哪怕“医学”部分有关于大运河边的什么流行病呢。有一点点，比如关于市场变化的一本书的第一章，有因为漕运引起京城货物的变化，欣喜一回，心便随着那再不会、总不会深入的同一方式的论述而凉下去，渐渐地，把书架慢慢地移完了，心就凉到了底。
　　那梦想中本该有的，古运河的史呀，传呀，志呀，竟是一片空白，如同被淤塞、被平掉的古运河道一样。有一些浅浅的沟被利用，有一段一段新掘的河床，原先的呢？不仅是茫然，在满满的书架前，甚而恐慌起来。我怕这趟旅行，仅仅是旅行。心中无底，只能去看那如今在运河畔生活着的尚不为我所认识的人们。然而，我还要看已经不存在的人和物，我要编故事。
　　绝了望，书架中间的大桌上的“需书登记本”就显眼起来。想去填，先翻了翻，尽是大名鼎鼎的老先生和“闻人们”，为作些个一本正经的学问或“横空出世”的妙论备份。想想我那还不知是什么模样，但知只是编些个神神怪怪的破故事，便迟疑起来。
　　“您要找什么书？坐，坐。”
　　桌子对面，有一位灰衣灰罩袖的老人在微笑，微笑里，带着种职业化的热情。很像站在柜台后面的老伙计，“您这位看点儿什么？”太和气，和气得叫你连“不买”也说不出口。于是，模模糊糊地吐出个“大运河”……
　　“大运河呀！那架子上一本也没有。目前有的，散见于方志，实在不多。您先登记一下，有了我们通知您，回头闲下来，我去书库挑挑看，总会有那么几本。”
　　我不敢存着奢望，又不敢拂上岁数人的热情，依言写下，生怕人家以为我要作大学问呢，此地无银地紧着解释：“写一点点关于大运河……”
　　“那，别忘了写漕运中的行帮。不在帮，行不了船。”
　　我愕然，抬头看那老人，依旧地热情，绝不出职业范围。
　　“您，熟悉大运河？”
　　他笑。
　　“说不上，说不上，什么都知道一点儿。”
　　依旧笑。
　　“南通呀，北通呀，那会儿迷信不是？北京这边叫通州，南边那儿，叫南通，总怕这运河淤了，结果呢，还是不通了，多少年就不通了……”
　　细细品，毫无卖弄，是怕我这后辈不知道。
　　“北运河，元代的时候，叫通州运粮河！那时候京城吃的老米，都是漕运来的，那粮库，大，那米入库，出库，从这头儿进，那头儿出，怎么也得十几年。颗颗米上有两个黑点儿，颗颗都有！要不老话说，您当吃上京城的老米容易呢，连北京城的米都有眼瞧着你！这是说当皇上跟前的百姓不是容易事，现如今，也就好比这首都的户口吧。”
　　“您坐呀。”我听出了味儿。
　　“不用，不用，我们站惯了。”
　　“听口音，您不是地道北京人。”
　　“河北衡水人，十来岁就进京学徒。”
　　“学什么呢？”
　　“学的就是书店，先是在柜台上卖，后来是鉴定，在后头库里站着念书。小七十啦，唉，念了一辈子书，什么都知道点儿，都知道的不多，当年那小安子……”
　　“安德海吗？”
　　“对，对！对！”大约年轻人能顺上弦，老年人就格外肯唱，“小安子也是打运河上去山东督办……”
　　过了几天，有一封信来，信里是一张印好的购书通知单，板着脸，说着官话：张辛欣同志，你所需图书已到。在旁边，粘着一张小纸，是包书纸裁下的一条边，上面，用圆珠笔写了几本书的书名和定价。没有落款，却叫人想到那位灰衣灰罩袖的老人，微笑着：您瞧瞧，适合用呢，就来，用不着，就不必大老远跑啦……
　　去那小楼取书。年轻职员传看单子，你摇摇头，他摇摇头，又把单子还给我，不知道这些书。很像我是拿着地址来投亲靠友，街坊说，没有，压根儿没住过叫这名的这么一家！我急了，便比比划划地形容那没什么特征的老人。人家乐呵呵地打断：
　　“得啦，这后边书库里，有两老头儿，干脆，挨个叫出来，你自个儿认吧。”
　　叫出来的头一位，一看，便是前回见的，手里捧着一叠书，已经捆扎好了。我拆开来选了一下，剔去几本太专的，留下薄薄两册清人著的《居济一得》，专讲山东一段运河治理的得与失，还有一本灰皮大书，《南运河费礼门报告书后》。
　　“一块六呀？”年轻职员瞅一眼那本大书，便开收款单。
　　“十六块。”老人，要皱眉似的，并没皱，摸着书告诉我，这是当年的非卖品，这书很少有，看完了，还可以再按七折卖回给书店。
　　这的确是本罕见的书。我翻了翻。严格地说，它不是书，而是一本学术报告，是1922年美国人费礼门在中国考查南运河之后写的。有趣的是，这书向左掀开，是横排的英文原文，反过来，把书向右掀开，是竖排，是用圆圈儿断句但不空格的译文。别说，虽是旧文体，正好传达学术报告的严谨和精练。只是那题目原文： Review of investig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hina grand Cancl，含着对现场调查的分析和整理；译它的老先生呢，按照我们的散文典范，译个“报告书后”，当官儿的照见身份，老人儿呢，见修养，也招现代人乐。
　　“您怎么找到这本书的呢？”我好生奇怪。
　　“我记着好像有。这辈子呀，孤本也从手里过过多少过儿。”
　　我忍不住告诉老人：“我要走一遍大运河！”
　　“好。好。”他依前的微笑。然后，进书库去了。
　　原来这世上有些默默的书魂，将什么书和什么人勾在一起。我不知道，当这些灰衣灰罩袖的老人渐渐去了之后，那一本本书会不会也难耐寂寞。

　　父母大人早早起来，改学连环剑，黄昏溜弯，晚上看《阿信》。

　　“枪”来了，有两条，扣在海关了。海关拿不准，因为不是要命的枪。按条例查，哪一项条例也不沾。
　　还有通融的余地。

　　隔几天，去店里看一回自行车，经理还在吭吭哧哧地装上又拆。

　　母亲居然主动给我找来一张“京杭运河航道图”。俯视着图上蓝色的运河，一眼就可以从北京扫到杭州。父母大人指指这个城，那个市，很有在图上做逍遥游的儿童豪情。
　　我从父亲的书柜里，把厚重的大精装本的《中国地图集》取出来，将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几页偷偷撕下来。老头儿老太太最见不得我撕书，我撕一本杂志上有用的部分，他们都觉着肝胆俱裂，“那书可完了！”你永远也跟他们说不清楚这么个最简单的道理：书，是为人服务的。扛着沉甸甸的全本地图集去走运河，才叫傻得可以了。就是真的把全国每个省每个县都在一次旅行中依次走遍，我也一定会把那精装的封面撕下来！我并不单为减轻重量跟自己过不去，我还弄到几张更大、更详细的分省地图。因为我太知道自己——离了北京的胡同就不辨东、西、南、北，并且不记路。算起来，走南闯北也有十几年的资历，还是白搭。如果不弄清往前五里、十里的地名，我糊里糊涂又骑回北京也说不定！
　　还觉着不踏实。于是，又想出一招儿。把坐标纸一张一张接起来，连成一丈多长的一条，按照我定的比例尺，每一格是五公里，把运河拉直，画上，再把地图上那些个沿着运河弯来拐去的省、市、县或者不够这一级但可能过夜歇脚的地方，也拉成一条直线，一横溜儿排下去，在出过那些已经不在的大名人们的地方，把名人们竖着排列下来，把发生过趣事的小地方也点出来，还有古迹！还有不在运河边上、但弯弯绕绕就可能去的什么有看头的地方，凡我所知的，书告诉我的，都一一标一下，运河的分段名称和所经的几大水系在历史上闹过的邪，自然也不能丢下……
　　把这张自己特制的图折叠起来，像学龄前儿童看的连环画，又像一个奏折。

　　设计明信片。正面左侧，竖着，排下来要写的那部长篇的书名，那究竟是本什么样儿的怪书，我还不知道；横着，排两种地址，一种是给妈妈的，一种，给一位小姑娘。一老，一小，一个在北京，一个住上海。她们俩都是集邮入迷，但真说集邮，整个一对儿，瞎花钱，买个外行！我想助她们一臂之力。哼，就算你们有车拉船载的邮票，有各种首日封什么的，你们有寄自大运河沿途的明信片吗！也许她们才不会像我这样，爱替人家瞎狂。
　　反正，每到一个落脚的地方，给妈妈报个平安，做个孝子的模样总不算坏。而那小姑娘，不会懂得，几年前，她更小，我们趴在一起画小人，那时，我又一次陷入“多梦时节”，只有跟小孩子一块儿，用十二彩笔涂涂抹抹的时候，心才觉着平静一会儿，并且，在那短促的平静甚至快活中，一点一点整理了自己，真的，平静下来了。
　　她还没有长到会有谁给她写信的年纪。
　　我要叫她收到点儿什么。

　　我托人跟国家女子自行车队的教练打听了一下，顺便，弄来了护膝、护腕、护腿、护踝。找还买了一身运动服，深蓝色，两袖子两边、腿两侧是鲜红的宽条子，穿起来，大约像站在外国人饭店门口的小厮。
　　买不到能修那“两国三方”怪车的工具。用钳子和活动扳手大约能凑合一气。
　　买了锉、胶皮和胶水，防半路车胎漏。还买了一种自动补胎的新产品，据说，这种黑色细颗粒的胶状液体，功能犹如人血管里的白血球，如果车胎上扎了个眼儿，把那有眼儿的地方朝着地面，它们会自动朝那儿跑，把眼儿堵起来。修车的师傅全说这玩意儿是蒙人。是不是，不知道，反正它要是真灵，车铺就得少一半生意。

　　我想象得出未来的住宿条件可能是什么样子。买了鸭绒睡袋。北京还没有，为了睡袋，跑天津。
　　去“友谊商店”，唯一买了一件旅行必需品：象球牌喷射杀虫水。号称：效力特佳，人畜无害。大概吃到肚里也无妨。有害我也不怕，为了躲跳蚤，我睡过被滴滴畏泡湿的褥子，烧了一身泡。既然有好汉怕蛇和肉虫子，我就大言不惭地说，我实在怕跳蚤！
　　备了全国通用粮票。
　　最后，最最必不可少的，是介绍信，没粮票可以多付钱，没钱还可以讨口饭，没介绍信，谁也不敢收留你。庙里明文规定，出家当和尚都要介绍信。不过我才不那么傻，背上一大把空白介绍信，到一处填一张，纵不沉，也烦。我就带一张介绍信，事先填写好，贴在一块硬纸板上，预备下，每到一个落脚的地方，掏出来叫人照一眼，再揣起来，腰牌一般！
　　在路边待业青年摆的小摊上，我买到一个帆布背囊，背囊外边，还有三个小口袋。冬天里，大概我是买这种商品的唯一主顾，守摊的俩小伙子分外热心，恨不得我再买它几个，恨不得把他们自个儿一块儿捎上。在冬天的白日里，他们的热情和活泼，真给我这种愉快的感觉！
　　我把地图、睡袋、修车工具、象球牌杀虫水，刚够换洗的内衣以及录音机、相机、介绍信、粮票，统统分门别类塞进背囊和三个小口袋里，还有一捆绳子，逃跑、冒险、救援，都必不可少，也给万一遇上的土匪行个方便。给那支“枪”留了一个空儿。船放在哪儿？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必辔头，北市买长鞭。我想起那《木兰词》。
　　从小，学那词背那词的同时，便认定那是文人凑数所为。十六岁时下乡的时候开始明白，写那词的文人，没有出过远门。

　　自行车店几乎人人都知道，有个什么人要骑车走大运河。于是，到了取车那一天，我站在门边，请一位朋友进去付款，推车。
　　隔着玻璃门，隔着一排排闪闪发亮的车把，瞧吧，谁最不像经理，谁就是那经理。
　　朋友推着车出来，闷闷地笑。
　　“以为是你吧？”
　　他点头，还是闷闷地笑。
　　笑得我好奇，追着问。 
　　于是，说那经理，最后，一边盯着收拾好这车，还不忘跟小年轻叨唠：“学着点儿人家，有知识，会读书，又骑车跑大运河，学着点儿不好？”
　　小年轻便笑嘻嘻地回答：“是喽！学着，人家有知识，会读书，连操×的时候都读书呐……”
　　我一听，也没心没肺地大笑。

　　“真走？！”
　　父母大人一看见那黑弯把、细轱辘，没有挡泥板却有一大堆亮闪闪的轮盘，蓝莹莹车架的赛车，傻了。
　　从此之后，他们必将每天、每天关在卧室啦叨唠，电视“国际新闻”里劫机、翻车的画面和小报上侦破抢劫案的消息以及每一场雪，每一阵风，几滴雨，都会使他们睡不安生。
　　我知道。 
　　拍黄河三部曲的款突然之间又大有希望，只要马上飞去当面谈一下；那辆摩托也找到肯资助的主儿了，不过，我要走了。
　　到哪里去，甚至是不重要的，幸亏要走了！幸亏心在行为以至思维之前已经定了一切。
　　我仍然在说，在笑，在大街上飞快地窜过马路，追赶公共汽车，在桌子边上一个字一个字地爬我的格子。但每一个同时或者事后，我都在想，我在重复。所有的话，所有的行为——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的细节，都是重复以往。重复刚刚过去的前一个场景。不论是洋溢、郑重其事地谈论文学，谈圈子里最新的话题；文学的“根”或者根本不是“根”而是拉美文学爆炸之后的余震在这里的响应方式；时刻地、不动声色地密切关注着每一位等量级同行一边用脚、用手在自己的地域里淘金般苦苦地玩命地寻，一边在各自的文章中却一致轻快地飘扬起古朴、风流、怪怪的民歌、小调；在没完没了地读书，同时读各式各样的书，在津津有味地向别人讲别人的动人故事，在继续扮演着被恋人爱，被讨厌我的人恨的“我”这一个角色……
　　我瞧着这个同时很认真的自己，漠然。
　　当终于在一个寒冷的晚上，忽然见到一个来自极遥远地方的陌生人，在街上唇枪舌箭地快乐说笑，当我们终于在灯光、气氛都恰如其分的咖啡厅的一角坐下来，越过彼此介绍经历、慢慢摸索、渐渐熟悉的阶段，一下子便知道遇上了同类，立刻开始了智力竞赛的时候，心，活泼起来，同时，更加的暗淡。更加地预先明白，所有的交流、碰撞，几乎结果都等于零，或是浪费，如近巫的气功师，是耗神竭力地向外施气而已。是微妙的感觉又怎么样呢？没有新鲜的，是新鲜的又怎么样呢？除了得到一些关于这个世界的新的片段和转瞬便忘了的原样的小消息之外，无他！当心不再在有意无意之间依赖偶然的目光和细微的举止兴奋并走向前去时，连那些下意识的寻找也没有了。那时，我没有看窗外，却在想逃走。
　　海关说，“枪”虽然不能打死人，但他们对着一只猫开了一枪，把那猫脸烧糊了。究竟能不能放关，还要再商量。
　　朋友来电话：“……半道上要遇上什么意外，赶紧给我们拍电报，哥儿几个去接应你！”“好的！”放下电话，想，如果真遇上事，发“SOS”也来不及了。
　　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