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听生
乔治亚州立大学的夏季课程表，沉甸甸的，我试图选一门有趣的玩意念。做《仲夏夜之梦》的夏天，我有我的深渊。我一直埋头写自传长篇，早上咖啡，中午茶，傍晚喝着酒，把自己燃成一副火把继续在纸面赶路。这条路上没有任何同行者，我丧失了以往用中文交换创作绝望与希望的任何旧人，旧日情人和普通读者一样不能指望，旧日最贴心的编辑，无以理解自我放逐到这么遥远的我的内外处境，没人能够帮我寻找方向甚至标记一下我的脚下正在何在。清晨时候，盯着酒瓶，不想歇脚，也不知往那里奋笔。
以美式日常经济的精确要求，我填写着一张张要付的账单上小数点后面的两位数儿，本能地，勾出大学电视课。美国大学是老少都能念的，有人会一门一门陆续念，累积学分，攒出大学学历。我不要学分，于是人家念一门课要交500多块，我花一半不到，226块。报电视课的人非常多，人多到收不收我的226块，要带了简历跟讲师面谈，而讲师教完暑期就要去电视台了，急不可待着提前收摊，房间极乱，像是遭了抢劫。简历里影视创作和出版的我让黑人讲师的眼睛亮起来。他可能有点吃惊，可能没收过这样的学生，忘记盘问我为什么要听课，于是我也没机会表达，虽然我的电视资历看起来不低，但是我对拍摄，对剪接一门不摸。必须换了巨大时空，你才发现自己并没有抓住所有机会，学得太少，我想跟谁说后悔呢？
我立刻感到后悔。照着老师指定的，我到学校书店买了本电视教科书，翻了一下问自己，难道我需要用英文重读一遍显像管三色原理？教室也是拍摄棚，围着圆圈，听着老师讲导论，我看着被挑上的同学。40多个年轻男女，从穿戴上能分出两种人。一种人穿得朴素，牛仔裤，汗衫。一种人穿得妖艳，满脸重涂抹。前一种学生都跟我一样，是看上课程动手的部分，后一种学生全是女生，想上电视台当广播员。要听四个星期才能上手练，我失去耐心了。我又翻开大学课程设置，看我放弃的电影课。电影远不如电视火热，夏天只开了一门，开课目标让我烦，教如何写影评。开课题目的字眼大到让我联想起中世纪：“好莱坞的文艺复兴时期”。
我穿过大街，照着手册的指点，在城市另一个地方找到教室。课间15分钟我跳了旁听，抛开后一半电视导论，进入了后一半电影导论。
再迈进教室来的老师看到我一愣，我挥挥注册的小条，老师放我一马，说他只讲导论，回头跟管主课的老师理论好了。导论老师是位上年纪的胖子，在继续讲课之前，对我这个插班生多关照一句：“啊，你错过了美国电影开创初期的好玩部分，现在准备着听检查制度吧。”
我哈哈笑起来了。
1). 啊，检查制度！
我的美国同学，年轻，低调，相比之下，我越来越活泼。老师转过圆圆的肚子，索性对我这个插班生宣讲起“美国电影沙皇”威廉·海斯（William Hays）和他的《伦理法典》（Motion Picture Code 1930年公布）。
《伦理法典》祭起的时候，战争片、航空片和强盗片的花样立刻受挫，不过好莱坞还是撑了一阵子，到30年代中期之后，美国天主教主教成立了“道德协会”，掀起一个严格实行《伦理法典》的激烈运动。这一下银幕上真干净了，影片中的土匪成了用来劝善惩恶的角色，圣经常常和机关枪扫射同时在画面上出现。美女的展览也受到限制，明确限制裸体，接吻时间不得过长，性感表现不得色情，美女是只可仰望的圣女。但是，也有对抗的电影。比如《飘》（Gone With the Wind 1939年）。电影结尾处有一段经典台词，女影迷认为经典台词是郝思嘉终于说：“请听我说，白瑞德，这些年来，我一定一直都爱着你，只是我自己不知道。”学院派告诉我们，经典在于白瑞德的回答：“坦率说，太太，我根本不在意。”（Frankly, Madame, I don't give a damn.）damn，直译是，混帐。《飘》的故事写作地点，离我听课的地方不远，当年这个电影世界首映式的剧院，与教室几步路距离。《飘》赞美战败的南方，南方联军邦盟主席的女儿特地来参加电影首映式，这位盛装的贵族太太听到结尾一句“混账”字眼的时候，当场晕倒了。（我听得乐晕了。）这句台词成了一个事件，好莱坞居然坚持不改台词，胖老师对着我由衷地赞美“混账”。
电影课好像在考验学生的伦理信念。课程全部设在中午，从11点到2点15分。我临时插入，什么都没带，连零币也没有，只有一张信用卡，没法儿在自动售货机上买吃的。听着人家的检查制度历史，居然让我不饿，不渴，没来由地抖擞起来。笑，像一道来历不明的阳光，把汹涌着材料的内心照得通透，艺术在天下到处被修剪着，被意识形态、宗教、金钱，被所有非艺术的标准残酷地修剪着。然而，随处张望一下，就比如这美国电影吧，不也就这么通俗地，大众化地，绕着弯地，继续走入一段深刻之途，走入它的文艺复兴。突然地，我从孤独挣扎的小说深渊里拔出来了，像看电影一样站在内心深渊边缘向里看，就算你失去一切讨论的手段又怎么样，就算你剩了绝对一个人，你绝对不是最难的啊，想象力，到处地，永远地在寻找各种各样的生存缝隙，没了任何人，那就自己吧，就像拍电影一样，换着角度，近观，远望，慢慢收拾自己这副材料！
到走廊上喝口自来水，挺精神地听第二次检查制度。我预先知道，麦卡锡和“共产主义”威胁。好莱坞内部自己掌握着黑名单，使许多优秀导演、编剧、演员长期甚至终身失去创作生涯。我因为创作被批判过，大学毕业无法分配，曾经好一阵子没有工作，于是听着这些他人的历史，要比美国学生更会心。我仍然笑着听，把老师笑糊涂了，他开始凝视我，我开始沉默，老师似乎仍然在对我独白，一个大课堂上，好像只剩下我俩。
我一路听，一路反看，天下向往且仇恨的好莱坞，人人主看豪华，而在我看来，真是危机重重，用股票市场的曲线表达的话，是历史一路大起大跌。每次大跌之前，就像美国股市表现似的，是看似繁荣高涨作着危机到来的前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0年里，是美国电影征服全世界的全盛时期，外国影片在美国两万家影院上映节目中完全被消灭，美国影片当时在世界各地像21世纪一样，占着上映节目的百分之60到百分之90。接着，有声片把好莱坞声势哇啦啦抬到顶峰。有声片和电影发明一样早，但是美国迟迟不拍有声片，这跟艺术家（包括卓别林）反对关系不大，也并非是技术原因，而是出于经济的原因。对白片妨碍好莱坞影片在国外的销路。巴黎第一次上演美国对白片时，观众就喊叫：“用法国话说吧！”在伦敦，英国观众对着几乎听不懂的可笑的美国腔直起哄。但是有声片的趋势势不可挡。第一部“百分之百”有声片（当时说法）《纽约之光》（The Light of New York）迟到1929年才出现，当有声片时代一到，很多默片明星下岗了，因为不会说话。而好莱坞史称“黄金时代”（30年代到40年代末）来了。
但是，仔细想，1929年恰是黑暗时刻到来，是美国股市崩溃，华尔街人跳楼，大萧条到来了。失业的人暂时躲入电影院的“逃避之乡”，好莱坞因此得的好光景并不长，一方面在《伦理法典》的严格修剪下，另一方面，到1933年的时候美国失业率高达百分之25，四个人里就有一个人失业，无数中产阶级变成穷人，失去拥有的住房，曾经梳洗干净的孩子成了脏兮兮的流浪儿。经济坏到这一步，寻找充饥的食物是每天一睁眼的全部生活内容，还有多少人进得起电影院呢？如果再考虑，二战一来临，美国电影在德国占领下的欧洲国家是被禁演的，当法国电影“新浪潮”主将楚浮（Frederico Truffaut）看到《公民凯恩》（Citizen Kane）的时候，是那部电影作出6年之后了。那时欧洲倒是解放了，为了在大战废墟上重建生存，美国电影进欧洲的市场份额也增加了限制。二战之后，麦卡锡主义又从内部严酷地清洗好莱坞，制作受到极大影响，好莱坞制片厂转向做其他生意。当1952年宽银幕出现的时候，电影的毁灭性敌人，电视机，已经提前降生，1950年美国有500万台电视，好莱坞沉底沉得好惨啊。
不知道哪个美国学生像我这样听课。我不到16岁下乡，开始独立生活，当然，身边的美国孩子也差不多，18岁一到，老爹给开个银行户头，踢出家门了。不过，我的成长经历让我目睹一种国家公有制的转型方式，然后，日日体会着头号资本主义如何运行，生存上要比从前制度给我的压力更大，更直接，抠出帐单里的小钱旁听电影，用这等训练和感受看电影的残酷一面，我居然挺体贴好莱坞的。笑着，想着，半在课里，半在课外逍遥着，直到主讲老师把我堵住了。
羊群里的狼
老师挺年轻的，像电影院的检票人拦住我继续进教室，要审我的听课资格。我掏出简历，摸出交学费小条。他看看学费价格，发现我是不要学分的旁听生，那份可能会吓住他的简历免看了。老师回到讲台上，“哗”，飞过来两页纸，捎着一声：“全在上面了，你自己看吧。”从此再不答理我了。
226块钱换来的这两页纸，是正反复印的，告诉我全部课程安排，课堂上要讲的内容和会看到的电影，以及自己该预习的内容和该看的片子。
照着两页纸的指点，我又回到学校书店，退掉那本学电视教科书，买了本前面学生用完了卖回学校书店的电影书。35块电视大全换二手电影，才13块5，又省了一大半。书名挺动人的，《电影的一种孤独》（A Cinema of Loneliness by Robert Phliip Kolker）。封面被前面学生的手弄得有点卷，红边嵌出《出租车司机》（Taxi Driver）的黑白剧照。罗伯特·德·尼罗（Robert De Niro）低着头，两手插在夹克兜里，孤伶伶走在热闹纽约街头。这是好莱坞文艺复兴时期的写照，60年代末到70年代好莱坞，史称“银色时代”。翻看前言，这时出线的美国导演都够油儿的，或者是干了电视回头来干电影，或者干着商业片养着艺术片，有的以法国为大本营，有的以英国为大本营，他们在体制内外成就了一段辉煌。
老师叫迈瑞特，名字在那两张纸头上。“嘿，我不咬人的，”迈瑞特放出手段，对星罗散落大教室的学生吆喝着：“围过来点，你！”老师指着我的方向。
我赶紧抱着书凑近讲台，然后发现迈瑞特指的不是我，是我身后一个黑人女生。那女生穿着褐色大袍，花纹鲜艳，头上盘着同样的布，坐在最后一排的边上。半环行教室椅子放射散开，她坐的比我更靠边。她挪动了，还是在最后一排，挪到正中间坐下来，像法官一样居高临下，正面审视老师。
我又挪回原先的位置，坐在教室中间把边地方，用电影术语说，这个“机位”挺好。斜着身子，一摇，看老师，回摇，看同学。从那两张纸上看迈瑞特，他是个挺严厉的人，在小考和中考要求底下标明：“写影评首先要会写作，请少给我来拼写错误，如果拿不准怎么拼音，去补一门英文写作课！”课堂上的迈瑞特很随和，经常讲点自己上大学时候或者小时候的事，像是把学生们当做天然的朋友。到了中午，他一边开吃三明治，一边继续讲课。我在常青藤康乃尔大学作访问学者的时候，旁听过社会学课，穿长裙的女教授有时候也会坐在椅子弯把上跟学生贴心，不过，课堂风气潇洒到这一步，还是让我看得挺新鲜。
学生中间有人跟老师对着吃，是个白人女生，金色头发用彩巾兜着。中午时候她掏出一盒沙拉，要不然是一块比萨饼。她一边吃，一边跟老师对着说影评界动态。大家都听得出来，地方报纸在登这位女生的影评，她自我感觉是个腕儿。其余的学生没有谁敢这么跟老师对着吃的。无论迈瑞特怎么套近乎，学生们不上勾，沉默着乖乖听课，好像在说，“最后把好分数给我，其余您少废话吧。”迈瑞特干脆替学生把内心独白说出来了，学生们还是沉默。他们都很年轻，年轻得羞涩，多半是男孩儿。
课间休息时候站在走廊里，都挺活跃的，立刻成了熟人。听得出来，他们都很喜欢电影，有个烂衣衫的男孩儿每回都迟到，他在拍电影的现场打工。有个小胖子一上课就打瞌睡，下课读所有的电影杂志，像是空战室司令官，掌握着好莱坞的整个动向。他主动跟我打招呼，十分肯定地问：
“你是日本人对吗？”
“为什么不该是中国人呢？”我反问。
“中国人学电脑，学医生，学会计。”
10来个听电影的学生几乎都是白人，是住小区的中产阶级孩子，爱泡电影院，对电影滚瓜烂熟。我有点像是羊群里的狼，披着羊皮，思绪阴险，不过比“洋”羊个子要矮，课间时候混在高大男孩儿堆里，静听人闲砍，带着一脸微笑。这些男孩对60年代末到70年代的经典片挺熟的，对《电影的一种孤独》书里介绍的从那时走过来的美国导演比如史蒂芬·斯皮尔伯格、阿瑟·潘（Arther Penn）、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ese）、罗伯特·奥尔特（Robert Altman）、库布里克（Stanley Kubick）都很崇拜。
窗帘关闭了，讲台上方银幕落下来，我们看库布里克的《发条桔子》（A Clockwork Orange。1971年）。看完了就在课堂上讨论，迈瑞特依在银幕旁问学生：“注意到小坏蛋父母家的场景布置了吗？你们看他什么出身？”
我左右转动着，看老师，看同学。同学都挺狡猾，课堂讨论要算总评分数的，都琢磨着不轻易发言。教室最后一排中央，法官一般的黑女生举起手来。她很爱举手，爱唱反调，常带着抗议种族歧视的情绪，她每天换一身盛装衣裳和缠头，这天又换了一身并且头饰。
“他出身很有钱的家庭。”
“很有钱的家庭？”
“当然啦。”
“是因为他家墙壁的花色？我提醒过你们，这个片子的场景设计是高度风格化的。”
“你好好看看他父母房子里外嘛！”黑女生口气羡慕地说。
这个女生完全不知道，影片所展示的伦敦那些彼此相同的拥挤矮楼，是英国兰领低收入家庭的典型外观，是很多英国现代片都爱用的。而她暴露的出来的，显然比无知更多。她拼命力争，想说明小坏蛋来自有钱家庭，她说到冰箱，说到洗衣机。我回过头，凝视着她每课一换的庄重衣裳，想象她的家庭里面。在亚特兰大市区边上，可以看到很多类似英国的那种矮楼，美国地方大，楼不那么拥挤，在楼的中间，晒着大片白床单，各色衣服。阳光下，飘动着住户们没有洗衣机的内部标志。
校园左派迈瑞特缓和了，他甚至帮着她，跟反对她的同学争起来了。我猜想，他在为自己的教室现场制造着电影气氛，而他心里，也许和我一样，微微地心酸？
120块的鞋，8块的电影票
下一节是小考，迈瑞特发考题的时候，我抱起书走了。老师不给我后背一个正眼，我毫不在意。我欣赏迈瑞特老师跟黑人女生争论，但是我不必陪考影评。
学写影评也许能找到一点活儿呢。影评的作用很奇妙，好莱坞的市场调查发现，人在买一双120块的鞋的时候要比掏一张8块的电影票钱来得痛快。人们选择究竟这回看个什么电影，相当地根据着影评。
我也看影评。给《纽约时报》写评论的人跟迈瑞特老师一样有学院左派味儿，喜欢拿消费主义调侃，但是那人我觉得不如瑞迈特，更文雅，更知性，更历史。迈瑞特起码在让学生仔细观看一个场景的设计细节。
给《华尔街日报》写影评的是几乎只欣赏外国电影。最好是黑白片拍的非洲故事，用法语对白，底下是英文字幕，哦，不，最好是非洲部落语对白，打法语字幕，总之要比《国家地理杂志》的“异国情调”更远才好。我一直挺替他担心，报纸要解雇这家伙了吧？可是，翻开每周五的评论，他椅子坐得很稳。我终于明白了，这家伙的写法投这家报纸的读者口味，《华尔街日报》的读者群右翼，保守，有钱，但有教养，要读这种评论。好莱坞在这些读者眼里过左，太自由。这位影评人是好莱坞出一部挑一部的刺儿，要是光读这一份报，根据他写的看电影，我简直没什么电影可看！
我对影评的微妙疑惑还针对着“两个拇指”。这是一对影评家，本来是金·司斯科（Gene Siskel）和茹格·艾伯特（Roger Ebert），两人多年在电视上对谈电影，在全美200多个电视台播出，收视率极高。一部电影广告中假如有这俩人评论标志“两个拇指向上”，那么就是个值回票价的电影，艺术并机智。司斯科心脏病突然死了，搭档换了，关键不变，主看的是茹格·艾伯特的拇指，他因为写影评得过普利策奖（1975），是电影评论家中惟一得这个奖的人。虽然我每回会跟着拇指走，但是总觉得他少着点什么。艾伯特对暴力片和色情片要求甚严，好像特别清纯。直到课堂上迈瑞特讲了他的小故事，说艾伯特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我明白了。原来艾伯特早年是暴力色情片编剧，每做每败，才改写影评。听完了这个背景，学生全都笑了，小胖子乐着问迈瑞特：“嘿，迈教授，那你原先拍什么片子啊？”
“监狱片，”迈瑞特回答说，“所以落到这个鬼地方来啦。”
美国影评家中有些是自己做不成电影的失败匠人。假如这种家伙多一点就好了。我只在国家公共广播电台里找到一次知音，是对导演阿瑟·西勒（Arthur Hiller）的采访。他做了一部嘲讽好莱坞拍电影的片子，《烧吧，好莱坞，烧吧》（Burn Hollywood Burn: An Alan Smithee Film 1998）。阿瑟·西勒也是拍色情午夜场电影出身，听他的声音，粗鲁，有点疯癫，快乐着神经质。当他严肃起来的瞬间，对记者回忆说，想当年影评人要比现在的好，尽管人家从来没说过他一句好话，然而，过去的评论对一场戏的处理，不论是枪战，是凶杀，会作仔细的分析，对一个景会详细点评。这个导演喜欢的影评人和我一样，应当有着工匠般的技术目光，能体察制作细节。这也是法国戈达尔（Jean Paul Goddard）说的意思：“评论一个电影的最好方法是，你自己作一个电影。”
美国影评现在是博学、历史渊源、道德立场、美学观点包括个性以及尖锐，要什么有什么，就是失去了两手泥巴。相当多写影评的家伙还不如拇指艾伯特呢，从头就没打算过拍拍电影，不是实干者，缺乏触摸的热情。但这不是相当成熟的美国软商业评论的问题，天下所有的评论，再怎么深刻，深刻兼了具体，在我看来，最高境界还是就事论事，高的是用我们做的艺术产品 又论出另一套自我来而已。没有哪个评论会说一句：“假如，这个地方要是这样呢，就像比方哪个片子里哪个镜头，那这一切会不会……”孤独的创作者需要创造性的启发，需要会说“假如”的工匠同情者。会说“假如”的，而不会说的，是创造与平庸的本质区别。然而，吃评论饭的，包括教评论的，对不起，可爱的迈瑞特先生也在内，都缺少着创造气质和磨练，或者本份地压制着，在工匠们干活边际优雅地盘旋，这就是吃软饭吧。所有（西方包括东方）软性影评都引导着大众（小众）的钱包，读这样的影评，提醒我的教养，我的口味，但是有谁点拨一下具体环节啊？难道我这样的读者太少吗？肯为我写影评的，是写情书吗？啊，不，一点不，在我们自己的文艺复兴时代，在比好莱坞电影号称的文艺复兴时代晚一点的我们的70年代到80年代，我们在艺术学院里，在社会上，到处地讨论艺术，小说具体到句子，结构，戏剧具体到每一个动作环节，电影，从一个朦胧画面的呼唤开始，我们彼此倾听，彼此指点，“假如，假如，假如，”那个时代，那些人，随风而逝，自我钝化了，堕落了--还是钝化了，还有的，就是以为在坚守文化阵地的书斋先生，可怜的，既不操作，也不幻想，皱着批判眉头的少数……然而，剩了一个人，我绝不会忘记，茫茫创造之海中，我们曾经地，许多人仍然地，在说着“假如”，我与用“假如”开口的灵魂为舞。
还是在学生书店里的时候，翻看着《电影的一种孤独》走到缴款台，我能从影评课上得到的，全部都念完了。我还是买下了这本二手书，书里头有好多斜体字，是电影的名字，远比迈瑞特单子上开的片名要多，13块5，是价格合算的寻宝图。
2）. 不进影院不算数
光看录像带绝对不够。我参加过好莱坞一个公司开会，是总裁跟手下人研究新题材动向的会，听着人家谈话的时候，我想起一部片子来，是好莱坞做的好莱坞故事，《玩主》（The Player 1992年）。在同名的原作小说里有这么一段，跟我观察到的挺相似，替我说了不便直接透露题材内容的好多话。
“在没有找出15种看电影的原因之前，谁也别想离开我的办公室。”拉威森看看大家说：“艾丽丝，你最近一次自己买票看电影是什么时候？”
艾丽丝是故事编辑，她双手捂起脸：“实在不好意思，可是我真不喜欢排队。我猜，是两个月前去过吧，不过我看录像带啊。”
拉威森站起来：“从现在起，人人都得去电影院买票看片子，白看首映式不算数，每个月至少要去电影院看一次。贝特，”拉威森转过身问，“你最近一次进电影院是什么时候？看的是什么？”
“《偷自行车的人》，昨晚看的。”贝特说出口，才意识到自己这么说不成。
“行啊。你为什么要看这部片子呢？”
“因为是经典片。因为我从来没看过。”
“那你干嘛不看录像带？”
“我想体会观众是怎么反映的。”
“怎么反映的？”
“观众喜欢它。”
“是什么样的观众？”
“是那些讨厌我们做的电影的人。”贝特似乎在反击，似乎没有。
“那，你喜欢它吗？”
“非常棒，要不是经典片嘛。”
“它就没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吗？”
“要是我们做，会不得不给它一个快乐的结局。”
“要是，我们把《偷自行车的人》的故事放到另一个星球上呢？《偷陨石的人》，怎么样？”拉威森开玩笑地问。
“放在一个贫穷的星球上吗？”
“你瞧，来了吧，”拉威森说，“我们谈到一个题材的可能性了，咱们还从来没有在科幻电影里看到过这个故事，而且还是个穷星球。谁说其他的星球都富裕啊？”
“卢卡斯做的《星球大战》的星球都够破烂的。”
“行，”拉威森说，“这说明‘破烂的星球’已经可行了。我的意思就是，这是为什么我们要不断地开会的原因，大家要不断带来新形象、新角色、新故事、新主意，不是捡人家的残汤剩饭，而是贡献出有创意的自己的主意。好了，现在再从头开始：我们为什么去看电影？请给我一些原因。”
大家纷纷举起手来。拉威森把黑板擦干净，拿起一支粉笔，飞快地写出1到15的数字。
“首先，”他说，“贝特说想看经典片，而我们开的这张标着数字的单子，没有什么是特别优先的。注意啊，我可不想从陈词滥调开始，什么‘逃避’啦，‘娱乐’啦，说一些真正的为什么要去看电影的原因，比如，你就说：想看经典片。”他在黑板上写下“经典”，然后，继续写下来，娱乐，接着写，逃避。
“想看神秘的事情。”有人说。神秘。加在黑板上了。
“难道没有任何人是为了情色去看电影吗？”拉威森问，“难道一个男人选择看什么电影的时候，不是想着趁机把女友勾到手吗？”拉威森笑着写下来：{情色挑拨}。
“看新时装？”有谁说。
时尚。
“每次我看完007邦德间谍片出来，总是开快车。”
冲动。
“去看电影明星呢？”
明星。
“我一看到电影里有巴黎的画面就挺高兴。”
旅游。
“喜剧。”
欢笑。
“惊怵片。”
恐怖。
“音乐片。”
音乐片。
“爱情故事。”
爱情故事。
“嘿，咱们究竟是在说因为哪类电影去看电影，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去看电影啊？”大卫问。
拉威森回答：“任何让你进电影院的原因。”
大卫说：“我喜欢看到好多人，我喜欢看到人。”
社群性。
贝特仰入沙发，他想到有关借口的问题。不过，他先得跟房间里的人说点什么，因为人一旦离婚，就像他这种情况，就像是进了停尸房。他预先想，有人会说：“你知道吗？那个编剧昨晚在电影院外面被人谋杀了。”他想，他就会回答说：“是啊，那是我最后一次外出。”总之，他在想，人之所以要去看电影，会不会也是想从某种趋向疯狂的谋杀状态里逃脱，是寻找光亮的迹象？
“我得承认，”布司若说话了，“有时候我去看电影不是为了逃避，哦，我猜想也是一种逃避吧，但是，比逃避更多一点，是为了更安宁。好像是每种感觉都有一点。我不在乎看的是什么电影，只要是一个电影的长度就行。”
安宁。
玛蕊说：“我知道我不太时髦，不过，我总是爱看穿古装的史诗片。”
历史剧。
“够了。”拉威森说，“搞这场测验的目的是，大家都要想一想我们喜欢什么，而不是想我们不喜欢什么。或者说，我们认为公共观众可能会喜欢什么和我们认为他们已经喜欢什么了。这就算是16个原因了。现在来个第17吧，谁来？”
贝特举起手来：“我去看的电影，通常是人人都去看的电影，因为这样我就能跟人有点什么可说的，而不是被扔到闲谈的圈外。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所有的酷男孩都去看过《大逃亡》，我没有看。不过，我也喜欢我没有看。”
拉威森举着粉笔，粉笔停在黑板上，他试图找一个词来描述。
“看来得作一下定义推论啊。”布司若说。
凝视压力。
“好，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要去看电影了。下一步是寻找各种主题，能促使我们够到这些基本层面的需要。下课。”
（《Player》作者Michael Tolkin 本文作者译）
采景色情场所
想知道色情场所究竟什么摸样，直接起因是做电视剧大纲。蛇头。远洋。警方。反偷渡题材。想加入色情画面，部分原因是受一个HBO正在播的电视连续剧《叟庞诺家族》（Sopranos）的启发。这个电视剧讲一个当今美国意大利裔黑手党头子的故事，收视率汹涌澎拜。我以为，如此吸引人的原因在于，叟庞诺这位爷的买卖无所不包：抢劫卡车运货、非法赌博、高利贷、音乐带录作、强收保护费、控制垃圾回收、卖垃圾债券、操作建筑工会，还经营夜总会和妓女业。妙的是，这个黑手党头领，一面杀人不眨眼，另一面，有着绝大多数美国中产阶级常人的烦恼：孩子不听话啦，老妈太专横啦，亲戚反目啦，邻居关系啦，外面养女人啦，压力大到得去看心理医生。总之，我觉得是挺观众套近乎的。但是，很偶然的，我听到另一种观众感觉爱看的原因。是从做数码剪接的一个男人嘴里听来的，他说故事本身固然很好看，表演很棒，更何况，黑手党们讨论事儿的夜总会背景上总有裸体女郎陪衬啊。奥，观众心理学微妙如此。你以为观众提着心等着悬念进展，人家很可能是等着看故事进行的陪衬场景。做导演的时候，我会相当注意环境细节，小到人物后景给一片阴影，添盏灯，挂副画什么的，不过，在写剧本的时候，包括现场让演员表演台词的时候，编导演相当的考虑和诡计之一是：把戏放在什么样的环境背景下进行更吸引观众。于是，我考虑到色情与收视率。
但是，真正打动我落入违背誓言作电视剧陷阱的，是在报上偶然读到的一条消息。或者这么说吧，是读到的一个句子引起通常用来形容音乐的“创作动机”。偷渡的人藏身在集装箱到美国，为了交付昂贵的单程船票3万美金，男人去餐馆，女子下了船有些就直接进了妓院。一位无名女子诉说：“到美国两年了，从来没有见过这里的天空是什么样。”这句话使我深受震动。这是我上当的原因。
现在是付定金写电视剧大纲。我专业学的是导演，但是也写剧本，这个江湖我断续走动20多年了，规矩的变化我也知道。想当年中国影视编剧行业十分寂寞，没有独立制片商，没有大腕署名，一帮枪手低稿酬码字。我做编剧是当年最好境遇了，导演直接谈构思，文学部过关。如今中国影视业突飞（恰与“土匪”同音）猛进。好像东西方在这里先WTO，或者是不谋而合。好莱坞做影视可以先写“处理方案”（Treatment），中国是先写大纲。处理方案，还是大纲，都是判断剧本的卖点，找钱，找合作方向的关键。凡请来写的东西方都是先单付一笔的。而这一次，我听信师弟朴实的话，而我那位师弟太信潜在合伙人了。我居然以为男爷们儿天然该懂君子之道。因为急活，一子儿没付，我开写大纲。
有一本专讲如何偷渡的“教科书”，在蛇头世界里颇有一点知名度，好多蛇头认为这个深知内情的化名作者是他们中间的一分子，而这个人是我。我看的是各国的资料，是记者们采访的天涯沦落客。其中小细节，比如，女人在偷渡船上是蛇头们任意泄欲的对象。当“金色冒险号”被美国海岸巡逻队搜查的时候，烂船舱底全是尿，屎在上面飘满，状况糟到“无以形容”。美国人发问：人怎么可能在海洋上这样冒险飘流？在活活的人间地狱闷罐子里如此煎熬？然而，能忍的中国人啊，被采访的偷渡客说，咬5年的牙，还了债，就能挣钱寄回家了。采访里另一个句子也引出我的创作动机。打餐馆工的男人们挤在“集体宿舍”的鸽子笼里，餐馆活干到半夜，然后，累瘫倒下，说说女人解着馋，死一般睡去，揉揉眼爬起来又进厨房洗盘子。他们的色情幻想仍然是大陆女子。一个男人这样说：“挣了钱，要找个偷渡来的女子当妻子，吃过苦中苦的女人更知道珍惜。”而还了债，挣了钱的男人，交钱让家乡女人偷渡过来作妻子。于是，我的故事出现了人物：
一个跟着“三进宫”的哥哥偷渡的乡下小子在船上爱上了人家预订的未婚妻，船上的小蛇头并没强暴这女子，因为交钱的老偷渡客要处女原身。旅途比传说的更艰难也更曲折，在远离目的地的国境线外面，人们登陆了，跋涉墨西哥干旱沙漠--因为国际刑警联合追捕这宗无本万利的全球倒卖人口犯罪组织，追查谁是最大蛇头。偷渡人蛇被中间蛇头血腥抢夺，弟弟失去了哥哥，而该送给新郎的女孩转卖到窑子里了--且慢，再想一下我的故事：假如，一个偷渡男子在厨房地下室干活，一个偷渡女子在前台伺候人呢？两人同在一个地方，但是同样地暗无天日，而且，你来我去，一个人恋着另一个却无由相见，甚至无以相知……我编的故事大纲远比这个大。中国电视连续剧不像好莱坞的是，美国做电视连续剧，总是先做一个“试点集”，拿给特别观众看，包括电视台总裁和不同阶层的特邀观众，观众看了，说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修改了，再到电视里播放，收视率高，继续作，可以一做几年，十几年。收视率下降就收摊。而中国的做法是一次卖掉全集。20集合算，假如拉到30集，制作成本在集中拍摄的分集里自然地进一步降低。我反复对做电视的中国同业指出，这样做电视剧其实很浪费创作资源，每次都是重打鼓另开张，也造成观众无以迷恋和跟随。社会人心动荡，毫无任何忠诚感，你能说走马灯般来去的电视连续剧就没有心理学责任吗？当然了，谁听我的？
“你是明白人，入乡随俗，写了付钱。”师弟那位潜在的拿美国护照的合伙人在电话里温和威胁：请一次写出30集来。
我的大纲包括全球偷渡的新路线，新方法，究竟谁是真正大蛇头。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国公安的合作。故事虽然全是编的。所有的背景都是真的。因为我知道想拍偷渡的这帮人有竞争对手。对手能玩点什么花活，你也必须猜到。这其实很像好莱坞这边的状态，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小圈子，互相防范着，看最后谁出手招术更高吧。
那女子在什么样的前台呢？餐馆背景已被用滥，中国人除了开餐馆，就是开餐馆。对方和我们大概都逃不出餐馆这种场景。不过，这个真实场景有所发展。你注意到周润发演纽约警察的《腐化分子》（Corruptor）吗，那家被警方突袭的中餐馆带色情性服务，女招待半裸体。你很难指责好莱坞在“唐人街”上个世纪初的鸦片馆之后，把如今的餐馆表现得这么色情，想想有一部电影香港宴会桌子底下的色情服务吧。再看看你的周围，何必骂人家瞎编。并且，色情背景，不仅帮助台词的“枯燥”更有意味，也使故事的某些交代过程增添生机，这是所谓给观众“养眼”的时候导演和剧作者的一点必修功课。所以，我在电视剧里开的这家餐馆，也许像中国大城市也有的：吃着饭，看着几乎是半裸的表演助兴。
单为写带色情意味的背景，光看《叟庞诺》还不够，我借来了《脱衣舞娘》（Striptease）电影录像带。头发长披，正面全裸，大腿交叉的主演黛米·摩尔（Demi Moore）的招贴，坦率说，比片子本身更高明些。故事说一女子为离婚支付孩子扶养费，到夜总会作脱衣舞女郎。在法庭上能不能够承担妈妈的责任倍受质疑，追求她的羞涩色情观众为她自杀，而看上她的老色鬼是个大黑手党，参与着危害社会的阴谋。但这小娘们不是素主儿，作过联邦调查局临时探员，有功夫在身。我主看的是脱衣舞女前台与后台的场景设计。
我也不素。早在80年代，在红灯区对中国作家很神秘的时候，人们去纽约访问到42街小电影院偷偷过瘾的时候，我就探过现场场景了。我没去42街看电影，因为进那里的全是男人。但是，我跟做电影的男性朋友去香港的低档红灯区。我也看巴黎的脱衣舞秀。一起去看秀的中国作家也就我一个女人，并且那时还“年轻”。去看那场秀是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哥们儿密谋好的。而我还有个临时的“保镖”朋友是法国外交部的。我只告诉他把我扔在香榭丽舍大道某个地方，其余的都不要问。那位保镖朋友非常害怕，怕我走丢了（也许还怕我叛逃？），于是，我只好老实说出来，叫他保密，说去看脱衣舞，并且不是我一个人瞎闯。他听了大吃一惊，并非惊在我居然念头这么色（他们法国人比我色太多了），他有点结巴地说：“那，那，那是巴黎最贵最高级的豪华秀啊！你知道一张票多少钱？！”我知道。那时代中国作家走红世界，是中国文化的新骄傲，巴黎中国大餐馆兼经营书店的老板为我们掏的钱。单是门票那时候300法郎。是大剧院式的，半圆型餐桌，伴着高级香宾，价格当然贵极。三碗不过岗，想不喝省钱还不成呢。那几位如今天涯海角的老哥们儿都看得神情挺严肃的，是老是少，我们个个都历经沧桑，不言自明，忠诚高于原则：绝对不会有回到代表团住地后互相揭发的丝毫嫌疑。男人们默默看着上空装的豪华女郎，有时很温和地低声评论说，“很好看。很艺术。”（其实谁要他们评论呢？可能只是他们自己感觉莫名不安吧？）陪着我们的文化老板也并不轻松，在黑暗中直和我们解释说：“这些女孩子都是签了合同的，是演员，她们的日常生活都受着演出公司的严格控制，绝不乱来的。”而我观看的时候学到了一些实在招数，是戏剧的招数：布景、服装、灯光什么的。不要以为我假道学，女人看色情，写色情，比男人有时更自由。我也看如何利用色情题材，比如一个被绑架的埃及女王变成女奴隶，这种文雅地象征性摧残，可能挺微妙地满足着观众的色情虐待欲望。而因为是大剧场，太多的观众，色欲被压低了，美感有所升华。以我看来，学来，脱的最好玩，让我最受启发的，却是为了演员抢装换景时候作的一个幕间插曲。是一个礼帽、燕尾服的男人，一根手杖，那身衣裳最终脱出一个女子来，而那根奇妙的手杖代表了魔术师。她在舞台上玩魔术小玩意之一，扔飞去来的盘子，让盘子飞到观众席里，观众居然接住了，扔回去了，或者扔不回去，观众沮丧，观众欢呼，全都忘记了高价刺目的脱衣舞，兴致勃勃地参与表演。
那样的巴黎高级夜总会经验使我更能看懂2001年电影《红磨坊》（Moulin Rouge）的设计，但毕竟不是我这个电视剧本的背景。我如今住的城市亚特兰大有脱衣舞夜总会。我去城里买艺术材料的时候必经一条路，那条路上的脱衣舞夜总会一家挨着一家。白天并不显眼，入夜时分，灯光招牌上，一个一个，高高地斜卧着微笑半裸女郎。名字“小母马”啊，“绿魔女”啊。这是城市的羞耻，也是城市的观光收入。色情表演是合法的，而娼妓在美国是违法的，不过警察睁一眼，闭一眼，除非开在富人区，影响了地价，警察不会干涉。就在我拐入艺术材料店的十字路口，要是再多往那边开一步，就是本城最大一家，叫个最俗也最准确的“金色夜总会”。这家最大夜总会，这家脱衣舞厅，跟所有其他一路上的脱衣舞厅都不一样，方方一个巨大盒子，整个漆成黑颜色，和周围任何建筑全都不搭调，晚上便与黑夜融为一体，门前一道细细的天蓝色霓虹灯极是别致耀眼。我一直很想进去看看，但是一直没有一个合适的（跟艺术沾边同时掏得起钱的）男人能带我进去。斯蒂夫作犯罪案子，涉及夜总会主人和客人，我求过他带我去看，但是他不肯，可能因为作为律师他深知某种不得向外人泄露的内情，觉得那些地方不安全。“金色夜总会”招上了官司，在顾客信用卡上添天文数字的假帐（反正到这里来玩的顾客哑巴吃黄连，不会去揭发），包括给看表演的体育大明星提供性服务。“金色夜总会”的官司上了媒体，地方的，全国的，于是我从照片上看到场景内部：舒适单人沙发，茶几，一排排的，极大空间，被官方控告中，客人全不露脸，景象格外空荡。但是，这不像我要借用的场景。
我了解在美国卖春偷渡女子的一些新场景。因为我的三教九流朋友中有跟这类嫖客甚至老板来往的。开地下妓院要冒移民局突袭的风险，于是，现在是皮条客带个呼机，客人扣他，他安排临时旅馆，守在门外，既当保镖，当望风的，也等着客人提起裤子给钱的时候分成。然后，皮条客带着卖春女立刻转移。
在这样的真实背景下写偷渡故事大纲，你想象一下，一个痴心男子要找到一个踪迹不定的坠入风尘的女子，他会在沦落天涯时候怎样地茫然奔波，而他自己还在警察和蛇头的双重追捕下。我这样写了半个月，编起半个地球。我发过誓不写电视剧，就好似男人发誓不再进风月场，如果说男人禁不住色，我还是禁不住钱的诱惑。如今写书挣的不如乡下人到城里打小工，电视剧大纲，然后写剧本，能养活纯艺术。我当然知道，30集电视等于30个短篇小说，加起来说像《战争与和平》长篇结构并不过分。咬咬牙，难道就不如自己笔下的人物？这两个人的小故事之一：憨憨男子假以嫖客身分，在高速公路边的小烂旅馆里，终于见到了那女子（这种烂景我不用采，美国下层犯罪电影反复着这个场景：一张床。床头一张恶俗画。电视。破浴室。单薄的小门直对呼啸的公路和旷野）。他不断掏钱给皮条客，好能多听她说一会，到了此时，那个女子说出来，她从头不哭，是因为飘流过海的时候她打定一个主意，就像冬眠的蛇一样把自己的心封冻起来，这样就能忍受一切，而来了这么久了，到处被带着走--接下来，我启用如今仍然沦落何处的真实女子的那个真实句子作台词：“我还没见过这里的蓝天长什么样。”她哭了。我承认，写到这里，我也哭。
大纲点过大海。师弟说棒。说那位潜在合伙人看了直赞叹：这女人实在太能编故事了。不过，他说，电视台通不过的。他给我师弟的一个句子，然后他电话里照直传给我：“你太能编了，我把台湾那个编剧踢了，你来写那份大纲吧。这一次题材很保险，入乡随俗，还是写好了付钱。这一次一定照付。”
这些生意场上的话让我想到拉皮条的。这种走动两岸三地（加四海）的艺术皮条客，在我看来比《脱衣舞娘》里当打手的黑人壮汉差远了去了。电影里的打手为观众我们树立卑微小人物深藏着同情心，关键时刻挺身出来保护弱者，保护被欺负的脱衣舞娘。而这类以艺术拉皮条--拉天下构思卖大钱，到处无形地转移的家伙，比卖身（干写字苦工的）的我们下流无耻！
遭遇被偷了骗了感情的事，在我也不算少，那也都是自己傻吧，那些事让我更觉得伤痛。偷我构思的虽然也有，但是，我甚至经常自动白送呢。激情让人以为你是活该自贱，而我，我才不“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我一直信奉“千金散尽还复来”。想故事的本事，来啊，拉皮条的王八蛋，你永远休想抢走小娘子我的脑子！
何况，我其实肯“卖身”的。几乎就卖成了。有次有位文化生意的说想投我拍摄艺术电影。而我真是想找投资来着，不为养活我，是想帮着养活和我一起干艺术的人的家小。想投资的人请我去东方的时候顺便看看有什么色情材料可买。因为我们讨论到一个重要的市场现象，百分之30的网上读者是看色情网站的，美国中文读者内心世界的色情幻想和打餐馆的偷渡客一样，仍然意在东方女孩儿。那么，我立刻就冒出来一个构思：咱们就来讲个如此故事！并且用小录像机造一部“假记录片”，来勾引网上这些蒙面读者的心一直往下看。想投资的朋友闻之大喜，但是，不相信，我，一个女子，如何来实践？
准备着跟我一起干艺术片的老同学一听就大叫反对。然而，在我看来，只要能够专心作艺术，能挣这份钱一点都不涉及道德和良心问题。也许能比喻妓女作业，全部是操作的技术环节，不动真情。而导演训练的我，通常把各部门的创作看成元素合成。我能实践，因为我作过贴近探察。比如我曾经到澳门有短促公干，我注意到，那地方除了全靠赌博业支撑城市收入外，色情业也很猖狂。当我跟当地摄影师合作拍摄风光题材的时候，我得以探知当地玩数码技术很不错的非常小的圈子里，有的摄影师白天干公共宣传、教育、艺术拍摄，晚上给脱衣舞夜总会（其实是妓女）当职业经理。有次拍摄的时候我们路遇一个家伙停下来打招呼，摄影师顺便指点说，那个人模仿《花花公子》拍了各类艳装色情女郎。所以，我说构思的时候已经知道怎么作，用某个便宜地方，租个公寓，无非加算“女演员”、“男演员”一天价格多少。虽然如此，我还是很想找一个这样的女子亲自采访，倾听一下她的故事，而这才是最难的。是我几乎无招儿能作的是：一个女编剧，女导演，你怎么扮装男嫖客？
生意场比风月场变数还快，想投资的老板变了褂，发现美国地下渠道这类带子泛滥，泛滥到不值得作，兴奋之后，不吱声了。感谢生意场！我也因此守住了贞节。
我甚至永远失去了探查本地“金色夜总会”的机会。法院审判结果：老板进监狱并交巨额罚款，金色夜总会归公，归联邦政府所有。于是立刻关门。脱衣舞女四散了。
然而，也就是这时，我探查色情场景的机会也突然地来了。斯蒂夫大学时代一块作学生杂志的老朋友聚会，大家说起到当年混过的一个脱衣舞夜总会去看看。他们显然是怀旧，在我听起来，那个脱衣舞场的名字挺古典，仿佛是上世纪的伦敦风情，叫个“柯乐芒特小舞厅”。
这个柯乐芒特小舞厅，在同名的柯乐芒特小旅馆旁边。双双坐落在亚特兰大城市边一条平常的街上：Ponce De Leon Avenue（假如你有机会来这里的话也许可以抄下来？）。有时我开车经过那条路，不过我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个小舞厅，也没有注意过那个太不起眼的小旅馆。那里据说是醉汉、旅行推销员、妓女、吸毒的人聚会的地方，经常还有杀人犯临时藏身。那种便宜并肮脏的小旅馆，当然了，一直吸引的是下层社会的人。最高级的是带着样品到处旅行的推销员。大老远落脚的外省人，住不起城里高级旅馆，投宿这里，就近找个地方喝酒，也许，再找个迷路的妓女临时消魂。阿瑟。密勒的著名戏剧《推销员之死》写的便是这样一个男人。我上大学的时候导演过这个戏。我把不同的段落拼起来，但是我没有作推销员与妓女的段落。功课长度的要求不允许，更要紧的是，那时我没有现在这么理解男人，理解自己。
我跟着这伙人一起去。色情场所的规矩是不能用照相机，更不要说摄像机。采景，就是凭眼看。
小舞厅在小旅馆的隔壁，人在街上看不见的原因是这里有个大下坡，脱衣舞厅显然是个地下室。路面烂糟，停满了车，车却远比小旅馆门口的车高级的多。门前排着长队，让我十分意外的是，我们这几个有教养的中年人太一般了，排队等着进门的几乎全是穿着时尚的年轻男女。门票7块一位，收钱的人，不给你入场券，往攥在手中的大把绿票子里添着张，同时在你手腕上盖个小黑戳。
小舞厅的里面不像是我看《脱衣舞娘》电影还是《叟庞诺》电视剧，在那些相关场面里观众都不多，而这里是不可思议地拥挤！这个中间无折挡的烂地下室很昏暗，过了好一会儿，我分辨出两个部分，左边是一张大桌子，上面站着脱衣舞女，右边闪光灯球转动，是人们自娱的舞厅。人挤人，汗蒸发，旧空调就是能开到头也不够抽这么多人的呼吸，加上这个地方让抽烟，几乎看不清人脸。应当说，本来这里最好是看不清，这才增添神秘的色情感。而待我定了半天神，看清正站在桌子上的脱衣舞女郎，好让我吃惊。《脱衣舞娘》和《叟庞诺》的女郎都是魔鬼身材，个个超级魔鬼，于是在画面里看来都“一般化”了。而这里的舞娘实在超级：乳房像两个干瘪的口袋，松长坠到腰，肚皮肥胖下垂折叠着几乎挡住了那个地方。《叟庞诺》的脱衣舞娘们是一出场就猴一般蹿上树在舞台上的金属把杆，而《脱衣舞娘》主演黛米最超群的地方是，她脱着，跳着，有着华美的服饰和艺术化的舞蹈。这里的“女郎”--老娘，双手拉着头顶上一副横支架，像在工厂干活磨洋工似的，懒懒地摇着丑陋无比的身体。
我们呆在自娱舞厅这边喝啤酒，我便看自娱的舞厅。而这也能叫舞厅！？我探过世上各类舞厅，是高级，是低级，我从来没有涉足过这么烂的呢，无论是看迪师，听音响，还是穿过地板。我的身边已经是脱衣舞厅尽头的死角了，浓烟与汗气中，在不到两米的距离，我隐约看到一个脱衣舞娘，也很肥，不过还没有丑到惊人的程度，正背着身子扭动着，本来就穿三点，正在慢慢往下脱。脱的扭的并不怎么卖力。我猜想她是在练习并等待着上场，因为我看见她身前墙上有面镜子。我握着啤酒，模仿起她的姿势--谁知道什么时候，哪部戏，你要指导什么样的演员呢？当她低低弯腰下去的时候，我慢了半拍，于是，突然间，我才看见，在她的身前，在镜子前面的死角里，坐着一个男子。哇，原来这是付钱看表演的舞娘与客人啊。这个地方真太差劲了，连个我在此类片子里看到的单对单表演的隔开小间都没有！于是我回头再看，在聊绕的烟和汗中，我看见另一头，半裸体的女郎跟客人们挤在一起说笑着。干脱衣舞女郎的真的是什么人都有。黛米演的角色给了个联邦探员的背景，不是好莱坞胡编，斯蒂夫念法学院的时候，就有个女生，白天念法律，晚上在夜总会跳脱衣舞，挣钱交学费。
后来她作了律师，并且嫁了人，然后她从律师本地名册上消逝了。斯蒂夫不知道是因为她随丈夫改了姓，还是生孩子之后彻底退出了职业生涯。一般来说，这些女人，有专职作脱衣舞女的，更有许多是兼职的，白天可能是秘书，在快餐点打工，你看任何一个“正常的”地方的职业妇女，你想不到，她晚上也许会来这里作。也有的兼作妓女。/我在人群中挤着，挤到惨不忍睹的（就身材和舞而言）“跳”（根本不会跳）脱衣舞桌子的那边，细看在桌子四面趴着的人，肥胖，红脖子，乡下摸样的男爷们儿，有的搂着自带的女人。
这个部分是吸引当年大学生的地方。这里的脱衣舞女郎从来肥胖不堪，而来这里的大学生不是来看脱衣舞女郎，是专门来看瞧她们的看客的，专看穿着歪扭烂西装的推销员。看这些可悲的失意者，性欲反常的中年人，握着啤酒瓶，斜着眼睛，对又丑又胖的女人送着秋波。那时候，干旅行推销员这行的在衰亡之中了。当我在中国大学集体宿舍的角落里默读《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剧本的时候，美国挨门挨户推销的人被小区化的居民生活方式和寄到家中的邮购价目表取代着。然后“推销员”被网络诞生作了彻底的种族灭绝。中高产阶级出身的当时美国年轻人，其实跟遥远远的东方阅读想象着的我一样，是在大学的文学课参考书中读着剧本认识现实的。于是，当年他们到小舞厅来看这些最后存在着的推销员，瞧这些秃顶、丑陋的活生物，瞧人家蠢蠢地望着一丝不挂的肥女人。那些当年的美国大学生啊，可能像是参加去非洲的守猎旅行，看到一种只有那里才出的脸上带肉瘤的野猪？我不知道他们当年看“推销员”的时候究竟怎么想，我只知道，我被那位从来没有目睹的人物深深地吸引。全凭一张嘴，一双腿，每天爬起来，抖擞着精神自我推销，吹着牛，撒着谎，只有他能看见一个死去的人，他在生活里跟那个人掏心对话。他的妻子心疼他，他的儿子们讨厌他，家人和朋友都避免说穿他有“精神病”，因为他对空说话，因为他们深知秘密，他企图以车祸骗取保险，他的骗局和他在推销旅途中的“一夜风流”都被妻子和孩子揭穿了，而他，最终，他成功了--自杀了。我当年第一次读剧本直到今天，都觉得那个现实中不再的角色从来没有离开过我。
不过，如今的这里，小舞厅的访问者又变了。这个下等小舞厅曾经受惠于亚特兰大盛行过的“随手摘取”酒吧。正如名字的意思，到那类酒吧去喝酒的人，是摘个野花，还是采朵家花，男子，女子，在那地方取一位临时性玩伴。也是80年代的时候，城市里那种烂酒吧不少，廉价酒，廉价装修，也有着跳舞的地方，只是没有这里的脱衣舞女郎。如今，那些小酒吧许多都关张了，然而这个烂糟的小舞厅撑过各种人物和商务，继续地兴旺着。
肥舞女依旧不让老顾客失望，依旧被绝大多数拥挤在此的人视而不见。这些雅皮，要不瘦得似狼，要不肥得如猪，所有新式男人喝着，扭着，看着小舞池里的年轻女郎。谁都不看肥舞女，男女雅皮彼此暗地注目着，寻找着接近，搭腔的时机，寻找双双离身而去的幽情。
我呢，我的水性扬花，我比任何情人都自知的清楚。任何一个撩心的字眼都能使我起动，思路立刻偏离想专心闷头的寂寞“艺术”，立刻随性发挥着浪费着想象并且实干起来。所以我谁也不怨，我只有，我必须，再三再四地自戒着：风尘女子无人救，只能自救，而自救的方式，是在尘世堕落之途上不断回住空无的本心……就在如此警告自己的时候，我在向偷情的中心，向自娱的舞池悄悄走入。
我一路坦白到现在，对你说过一个字吗？我是一个即兴的，并且可以说是相当不错的舞者。我会在各种场合，不管是或者不是舞厅的地方，巴黎小餐馆、演奏蓝调的酒吧桌子之间、华尔街雅皮大聚会上，只要我的兴致来了，我能够随时起舞。我的舞姿随着那一时的音乐，随着节奏，更随着瞬间幻想自我变幻着，在佛教舞蹈和机械MTV手势之间的同时我的腿与脚在探戈和踢踏里轮回，我像夏维伊舞娘抖肚皮，也像黑人摇着臀，像维吾尔舞者般只动脖子，也像芭蕾演员那样在连续原地大转的时候头保持“不动”……我习过一点舞，绝没有舞蹈演员的天赋条件，但是，在各种是不是舞厅的地方，只要我起舞，然后都会有人在我耳边低声说，“你舞的真美。”据说，我打破着中国人正在世上传播的一种新神话形象：说我们除了像谜一样的沉静难猜，就是跟着卡拉OK学唱他人。在黑色地板黑色柱子的烂舞池里，我一身白衣，白色牛仔、白色中式排扣长衫、白色平地便鞋。我在黑暗与闪光中幽灵一般地独舞。这也是我的悲哀所在。假如在乘着舞后的风凉，听着赞美的时候，我有所悲哀，几乎所有恋过的人和丈夫们（两次婚姻，于是复数）没有哪一位会起码的古典舞步，狐步或是华尔兹。
于是，当“我”最迷人的时刻，永远是在独舞。然后，我当然知道，我会让这些雅皮大惑不解：这个白色的精灵，被一群高大肥胖的中年人一拥而走。而我，我知道你们，我知道剧场效果，我不在乎，不在乎你是暗生妒忌，还是羡慕，是赞美，我不在乎你怎么棒，怎么训练，怎么有钱，你舞不过我的感觉！每一个生发的变幻的瞬间才是真我，是我自己也掌握不了的我（就仿佛写着的此刻），我忘记任何的你，只管在拥挤人世中变幻着隐藏的自我瞬间，有人与我共舞，一个你看不到的人，那个靠着白日梦自我鼓舞着的推销员的死魂灵，在和我共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