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难临头的美国人
 

二、移动性与不动性

　　“移动性”。我怎么能忽略这一点呢？美国人是高度运动着的。我带从中国来的朋友在高速公路上开着车旅行，听人赞叹两面的绿树和原野，同时愤愤骂道：“才2亿5千万人口，使用着世界60亿人口石油用量百分之30！”
　　詹姆斯就这样移动到我们这里来。如果要说一个“美国人”，詹姆斯是一个地道美国人。他绝对是不沉静的，并且有着美式神经分裂症：每一件有关国家的事都能招惹詹姆斯的心脏来一下不规则播动。比如让他很讨厌的前众院议长右翼领袖金里奇被查出来竞选时候违反了纳税法，媒体刚一发出声音，詹姆斯立刻抓起电话，根本不在乎我们这边没人接，只管给留话机扔下一串兴高采烈的声音：“啊哈！这小子可被逮着了！他要把圣诞节搁在监狱里过啦！我已经瞧见未来啦！他在监狱里噢噢哭呢！”尽管詹姆斯的爸爸当过橄榄球员，这个大块头的儿子却憎恨任何体育运动。詹姆斯高度近视，是个大书呆子，私人藏书之丰富超过县图书馆，也在超市缴款排队的时候看胡扯的小报。他的祖上出过两任美国总统，一个是第二任总统亚当斯，这位总统是比写《独立宣言》的杰佛逊更重要的搞成美国独立的那帮精英的灵魂人物。还有一个是第六任总统亚当斯。大块头的詹姆斯继承了伟人风格，痛恨软弱，但是像好多的现代美国男人一样，他也很为“敏感”而自得——凡事要凭感觉触及。詹姆斯为美国的每个行为骄傲，同时觉得美国的每个行为荒谬，他对自己每一种分裂的感觉都满意之极。不过全部分裂的自我感觉，我以为是911事件之前的他。
　　我隐去了詹姆斯的真实姓名，因为他是作谍报的，研究苏联核潜艇问题，书写大量只有极个别人阅读的报告。经常公费到欧洲旅行，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同伴交换意见，顺便逛逛那里的古董摊。
　　移动性。斯蒂夫更想提醒我美国人的迁徙传统。这使他们对家庭，对根的看法和我们中国人不一样。当他们从旧大陆移动到新大陆，从东部向西部开发，先是在荒野，然后是在高速公路上移动着，小家庭是原子核心，兄弟姐妹父母亲戚相距遥遥，很难互相帮把手，于是，在适应环境，寻找新机会、发展新友谊方面美国人大大增加着主动性，有时候这让外人格外地怀疑：美国人之间有持久的友情吗？住在这里的我们几乎全都有这样的经验：推销男女满脸鲜花地朝你热烈开放，假如能看到转过去的同一张脸，立刻冷的象个冰块。然而，友谊，和比友谊更甚的“忠诚”，是詹姆斯这样的国际美国人十分在意的。忠诚与背叛，是好莱坞片经常主题，在现实中也是。大到，比如美国和欧洲的结盟关系，小到，詹姆斯与斯蒂夫之间的友谊。詹姆斯在美国人正恐惧飞行的时候，蹭上同事开长途回家的车，11个小时的路，从华盛顿到乔治亚来，来跟斯蒂夫(于是包括我)一起过感恩节。
　　再开上9个小时，他就回到父母家路伊斯安纳去。詹姆斯一半丹麦一半英格兰血统，路伊斯安纳早期多是法国移民，至今仍然很异国情调。他跟一半波兰一半爱尔兰血统的北方波士顿人斯蒂夫，是在南方乔治亚州府亚特兰大认识的，同在这里上爱默瑞大学，爱默瑞是20顶尖美国大学之一，斯蒂夫念法学院时詹姆斯念本科，两人因为玩学生杂志建立起友谊。一般来说，这种友谊会在移动中消逝的。斯蒂夫在亚特兰大作律师，詹姆斯转到另一州的大学拿了俄国文学的硕士学位，然后在华盛顿供职。然而这么多年下来俩人一直很要好。每个星期三晚上的流行文化黄金时刻，他们在各自的电视机前躺下来，一手遥控器，一手电话，先看9点钟描写总统日常工作的电视连续剧《白宫西侧》，那时詹姆斯的电话线非常忙，朋友都打电话问，“这个细节和真白宫一样吗？”到了10点，《纽约重案组》来了，轮到斯蒂夫忙了。每当广告打断的时候詹姆斯都打电话过来，肯求斯蒂夫帮他推测剧情下一步的发展，究竟谁是凶手？假如我错抓起电话，一听詹姆斯的声音，我便转头跟斯蒂夫说，“是你的情人。”
　　以中国人的目光，这种关系是男人之间的友谊，是男与女包括亲密的家庭关系都难以取代的。换到美式幽默，就跟他们开“同性恋”的玩笑了。两人关系紧密到“911事件”五角大楼被袭击的时候，我们没有为詹姆斯担心。因为我们知道他头一天飞到伦敦去了。然后，接到他从伦敦发来的E-mail。斯蒂夫替他通知他父母他不在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