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话的老太太 　　公用电话间，她是这儿的“总管”。 　　你们可真有意思，比打电话的还勤快；老往我这儿跑什么哪？非唠就唠会儿磕儿（东北俗话，即谈一会儿话的意思——作者注）吧。 　　名儿啥的，你们早打听好了，别当我不知道，除了电话，我还有顺风耳。我叫金顺玉，六十七岁，十足岁数。看电话看了二十来年了。老家是安东，就是现在的丹东，和朝鲜友好，旧名不使啦！“安东”是有些个欺负人的意思。我这朝鲜族，和汉人也差不离啦；推举人民代表，他们把这“少数民族”也算一条儿，其实，我算啥朝鲜族，早成汉族啦！ 　　安东对江是新义州，那是朝鲜的地盘；在早，也没这么些手续，有事没事的，我们随便跑，那边肉要是贱，就去割，这边米“贼拉拉”的贱，对江就来人贩。现在严了，得有“护照”、“边民证”两个国嘛！ 　　就打我中学毕业参加抗联说吧。这会儿参军老鼻子难啦，那会儿可省事，我们几个同学，约齐了，一块儿打从家里跑进山，找到抗日军就算参加了。女的，又有文化，就干了护士队。其实也没那么正规，护士队也参加“行动”。这个抗日军是自发树的杆子，有共产党参加，可主要领导人不是共产党。司令是“枪会”的师父，照现在说，就是武术教练吧！参谋长是“大屯”的师爷，按阶级分析的眼光，该是阶级敌人，可他和当官的有矛盾，就投了抗日队伍。大屯师爷相当于现在的乡政府秘书吧—旧政权的事，扯不清。听说他后来还入了共产党，牺牲了。 　　当时也不和日本人正面打仗，“行动”也就是半夜炸日本人仓库、汽车队、抢汉奸的铺子。司令有人缘，人也能干，可他不会打仗，还迷信，得先请神后“行动”。 　　是，就是这回事。抗日军不但被汉奸反对，穷棒子也反感我们。因为日本人抓我们，给他们造成加倍苦处，我们又不懂发动群众，不会宣传。经费呢？靠“绑人”。我就参加过绑商会会长，绑到山上，开出价叫家属赎。不赎就真杀，因为不杀我们的面子没地方撂。不，有钱人多数和日本人有关联，出不了大差。有一阵子，司令说我爸爸也“维持”日本人，要弄倒他。吓死我了。倒是参谋长有心计：“人家是大夫，什么维持不维持的，咱有伤号，他也得维持咱们。再说，他大丫头不还是咱的人吗？得有面子嘛，弄倒他咱也抹不开嘛！”于是算完事儿了。就这么没政策！ 　　回想起来，共产党一直在争取我们队伍，司令也想找共产党参谋参谋，可我确实不知道有党指挥我们的事情。前年我才知道队伍里有党员，但当时他们没领导权，也没公开。就是司令在“一元化”。 　　一年多以后，队伍叫日本人打垮了——事实上是赶散了，袭得没地方猫，没地方躲：老百姓根本不敢收留我们抗日军。队伍散了之后，司令拉一批人往北跑，以后投了抗日、联军，加入了共产党。所以，我算不上抗联战士，更谈不上是共产党。 　　我逃回安东，家里说：“你是在册的‘红胡子’，藏家里可不行，往南跑吧！’我逃到新义州。 　　朝鲜也是日本的天下，但毕竟不是一国；我当“红胡子”的事也就没人知道，没人打听了。我先在城津—现在也改名了，叫金策—当佣人，目的是站住脚。由于朝鲜沦陷的历史比中华民国的历史还长（朝鲜于一九一○年起被日本侵占—作者注），有个“新秩序”，户口很严。但我是朝鲜族，关系多，总算买通人报了户口。 　　有了“良民”身份，我就上汉城了。原因很简单，当时朝鲜文化落后，我的水平足够在大城市闯闯。我开始教书，教中学。那时的文字和现在的大不同，是接近现在日文的文字；混着中文字，不发中文音。不，不是现在的拼音文宇。怎么？你们以为现在的朝鲜文字是方块字？不是，是拼音。一方面是妇女就业难，另一方面是就业妇女受尊重，尤其是当教员。朝鲜可不跟咱们似的，人家敬重老师。再以后，我嫁了人，丈夫是开馆子的，不是一般的馆子，是大饭馆。他是中国人，而且是汉族，他最初并不知道我当过“红胡子”。结婚之后就不能出去工作了，心情也变了，不想救国救民的大事，只顾家和孩子。我这“红胡子”成了中产阶级的太太了，也应酬日本人了。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之前，疯了，饭馆叫他们抢了，存款也没了——银行停业了。我们又成了无产阶级。重新爬，凭着我丈夫的人缘，东搞西借，又搞起饭馆来。那时候好像也容易弄，几年下来，又是一个大买卖家儿了。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说：“咱们回国吧？”他不干，说：“你看你们的‘红胡子’得了势，要走？”原来，他早从别人那儿打听着我的“革命经历”了。他认为仗还得继续打，回国没好处；而且我们是“资产”，是革命对象了。果然，“联合国军”和志愿军、人民军打开了。志愿军出兵朝鲜，我丈夫说：“这回是烧香引鬼，‘联合国军’非开进中国不可！”我不信，结果是他错了。 　　现在，我们的小说、电影老是说：“把美军打到三八线……”，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志愿军在最厉害的时候，曾经打到汉城，也就是说打到三七线，后来没守住，美军在洛东江搞我们，不得已才退到三八线。我记得很清楚，打到汉城是一九五O年底，一九五一年新年还是咱们占着汉城。后来，又有一次差点占了汉城，我们亲眼见“大鼻子”们又毛了一回。一九五一年秋天，我们也看出来这仗是要打个没完了，我们一面忙生意—那时的生意极好，美国人、法国人、比利时国人全爱吃中国莱；他们打不到中国去，就在汉城吃点算了吧——一面商量回国的事。他还是不走，但同意我走，叫我先往北边走走看，行呢，就写信告诉他。 　　一九五三年，眼看着要搞“南北朝”了，我就带着孩子过了三八线；一点儿、一点儿挪，终于回到祖国来了。 　　一分手就是三十年。我们比老婆、丈夫在台湾的还惨！但我们一直能通信，请他的表弟从日本转。去年，国家批准我去日本探亲—你们看这乱的，好好的一家人，非到别人国去探亲—我们见了面。其实，他完全可以回来，可他不干，非想老了再说；七十八岁的人了，还要怎么老？！他呀，就是怕我们整他。南朝鲜那反动宣传，比台湾还坏！我儿子也劝他：“南北朝鲜也在搞‘对话’了，您回中国来吧！”他还是象年轻时一样，非说：“等他们对对再看吧。’有一回在日本的朝鲜饭馆吃饭，人家问：“你们是朝鲜人吧了”我说不是，是中国人；他说是！我一个朝鲜族人说不是，他一个汉人倒说是……想他、念他，也真恨他！我能猜出来他一定又娶了，但他不说，我不问。 　　我一九五八年参加街道工作，一直看电话。工资是二十块，收的电话费另算，几个人分。其实我真不少这几个钱，儿子都提升副教授了，还在乎这点儿钱？可我愿意干，瞧着打电话的小青年，一边说话一边冲着电话机子乐或者点头哈腰，我就笑…… 　　家里啥啥都有，全是儿子买的；除了电冰箱跟彩电是探亲带回来的，是老头子的礼。但是我和儿媳妇不合，她人太精，连我儿子也受她气；他心甘情愿，咱不管，欺负我可不成！她呀，连没去成日本也赖我。说是想见公公，才不呢！她早算计好啦，不仅开眼，还能多免税带一个“大件儿”回来臭显！ 　　嘿，还叫你们说对了，我们抗日军的同志还真有活着的。人家是大官儿啦！我打听人家，人家也打听我，打听打听就打听着了。我打听他们是为了让他们证明我不是“女胡子”——头些年“清理阶级队伍”，我儿子他们大学说我是女土匪！他们当然给我证明了，说我参加的是群众抗日队伍，还说我有功，叫区里照顾我。他们说应该叫民政部门给我弄些个钱，我说：要是能行，咱当然要。结果不成，民政科说我不困难，要是困难倒可以考虑。爱行不行，我又不缺钱。可这一弄倒真乱了：民政科说我是“老抗联”、侨务办公室说我是“归侨”、妇联也说我是啥，于是过年过节老给我发请帖，叫我联欢、座谈。 　　今年更有乐子了，“对台办”和“台联会”也叫我参加中秋赏月会，咱没人在台湾呀！我儿子说：“爸爸在南朝鲜，大概也就‘相当于’了吧？”我没去，他带着那媳妇倒去吃了人家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