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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一批顾客
燕京饭店对国内顾客开放第一天。西餐厅。一位头发雪白的老人和他的妻子。
这种地方，本来就应该是谁都可以来的。五几年，在友谊宾馆，那时叫专家招待所，专住苏联专家，也是把大厅空着，不让中国人去吃饭，我进去，坐好了，服务员就跑来说：“喂，同志，这是为外国专家服务的！”我也不和他认真：“我也是专家嘛！菜单呢？”那菜做的不怎么好。香港，也有这一套，高级餐馆正中间的位置，老是“客满”，外国人一来，就不“客满”了，我去坐，告诉Boy:“先给我上菜！你那‘客满’的客人来了，我再让开！”这种事，我跑了大半个世界，就在中国和美国遇见过，美国有的地方禁止黑人入内。这算什么？！美国的白人，有些膨胀了的“种族自尊心”，咱们呢？就是有人自轻自贱呗……所以，刚才那《北京晚报》的记者问：“您有什么感想了”我就说：“菜如何，还不知道呢！大宾馆开门让市民进来，应该。”别的还有什么？
我刚才说的香港，可是老香港了！一九四九年，我在那儿住了五个月，当时的物价，六十块港币可以雇个广东保姆，现在，六百块也雇不到啦！那会儿也闹物价贵，生活指数高，和现在一比，低得吓人，三五烟一块钱一包，一顿早点才几毫，现在，还有论毫的东西吗？这么说，毫子该作废了。可人家工资也在升，水涨船高。
前几年，我在德国考察，见到一种特大号的“可口可乐”，瓶子和小暖壶似的，本来想背一瓶回来，给老伴儿看看；那瓶子设计得妇实不错，后来一想，挺丢人的，又沉，算了。多少年没出去，猛地出去看看，什么都贵得吓人了，那感觉，就和兜里只有三毛钱逛王府井似的……就带回点儿咖啡，是豆子，速溶的不好喝，雀巢牌，也不行，不如自己磨的咖啡豆。（“他呀，就是喝咖啡，没咖啡就过不了日子。‘文化大革命’斗他，罪名之一就是他‘咖啡当开水喝’。”他老伴儿插话。）咖啡就是水嘛！造反派不懂。（“您要点儿什么？服务员来了。他们点了七块多钱的菜，服务员转身问我们：”你们要什么？”尔后，又问他们夫妇；“再要点儿什么？’得到否定回答之后，又说“还要什么，一次说。”然后，走了。“‘要什么’、‘要什么’，一点语言美也不会，该问‘买什么’、‘吃什么’。也不知道他们的菜到底好不好……”他老伴儿说。）对，还应该女士优先，先向你，对吧？！咱们是来吃饭的，别管那些了，听报上说，这儿有西餐名厨师。是呀，冷盆、热菜、点心全有了，才七块钱；得会点，又不是摆着看的，为的是吃舒服了嘛！（据我们现察，他们确实是餐厅里花钱最少、点菜最合宜的顾客。）这一辈子，就是爱吃，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之后，沙发、地毯、家具，全烧的烧、砸的砸了，也不置办新的了，更爱吃了。不存钱，存不住。上海“红房子”，说是有成套的法式菜，也就铁扒不错了，“莫斯科餐厅”的点心还算好，但要到里边去买特制的，奶油花，奶白花就不行了，天津的“起士林”，也一般了。（“比北京好！
老伴儿回答说。）你那说的是五十年代了。北京呀，开会请客，做的还是好的！上星期，我们到新街口的“知味观”吃饭，那汤包和馄饨倒是北京最有味儿的一家。“知味观”是我们老家的招牌，听说厨师是从杭州来的，手艺不错。不远，坐十几站车到西单，换22路再坐八站就到了，下车就是，不远。
国外，有代表性的菜式也都吃过了，最不会吃的，是德国人，我在那里吃了好几年，越吃越感觉那些干什么都非常认真的日耳曼人，唯独吃上不太认真。难怪，我在的那几年，正是他们穷得要命的时候。一九八一年再去时，呀，讲究多啦！可是，服务讲究，菜并不一定对胃口。一九四五年在奥地利，我们中国人想方设法吃顿中国饭，要钱没钱，要调料没调料，到头来，吃了一顿阳春面，你们知道阳春面吧？就这面，把几百个中国人吃得激动万分，涕泪交流。在伯尔尼过圣诞节，全是雀巢牌的点心、糖果，是领事馆的，那天，我饱饱地吃了一顿“世界第一名牌，雀巢商标巧克力”。使馆的人，敢怒不敢言，怕我。北京的西餐店，大概全去过了，除了“马克西姆”和“美尼西姆”两家法国餐厅。不去，好也不去，那俩单词是什么意思？一个“最大”，一个“最小”，大的全是外国人，小的尽是中国人，不去！皮尔·卡丹在北京崇文门开设的这两间餐厅的名字是：MAXIM'S和MINIM'S——作者注）北京也挺有意思，快餐店比正式餐厅贵，几家店我们都去过，全贵。合资，沾上洋字就涨价了。快餐，竞争能力不够，中国人的时间多得很，去“唐老鸭”吃热狗，当西餐请客，不是当快餐填肚子。
我们每隔三、五天就挤公共汽车上街逛逛，然后找一个地方吃饭，到这儿来，是报纸引来的，昨天报上登了，今天这里对外开放—外国人倒成了“内”了；市民呢？成了“外”……
啊，不错，这牛排不错；稍稍老了一点儿。（上菜之后，他们细致地铺好纸餐巾，左叉、右刀，以最标准的吃法用餐。老伴儿边吃边讲：“上反了，汤没来。可也不能等，谁知什么时侯上汤汁”）在加尔哥达，牛排过火，嚼不动，换一份，还是老样子，印度人不太会做……全世界最好的饭莱在中国，中国最好的西餐，在香港。
我？我叫杭效祖。（“聊半天我还以为你们认出他是谁了呢！他的老伴儿说。）对，我参加过“两航起义”，你们知道“两航起义”？这么多年，好多人把我们忘了。最近两年，参加社会活动多了，不少人又记起我来了。有人不信我还活着，在国外考察有老朋友打电话问“你是原来的那个小杭吗？”是，可是已经是老杭了。
我出身是很苦的。父亲和哥哥全是长期失业，靠卖房产生活。所以，我从小就知道得有一技之长，那时，一生的奋斗目标是：做工程师。当什么工程师呢？无线电。
二十年代的无线电概念是什么呢？是电台和收音机，全是用的大电子管、大器件，比现在的“老式机器”还老式多少倍。无线电的历史，也就这百多年，突飞猛进。念高中，一边读书一边帮有钱的同学装收音机，不收钱；拿别人钱练自己的技术，让你干就不错了。
上大学念的是“电机系”，现在的专业分得细，当时就这一个系，专业就是“学电”。分“强电科”和“弱电科”，强电是电机，弱电是现在的各种电子学科。念了两年，家里穷得缴不上学费了，我就开始挣钱缴学费、养自己。在杭州装了两部电台。原来有一个官办的，白天不播音，我的高班同学有钱，叫我装，无非想弄家电台自己玩玩儿，靠这个，我把书念完了。并因此出了点儿小名气，毕业后，杭州电话局录用了我，搞广播电台。当时电话局管电台。那时，我在电台工作，家里却没电，用炭炉子烧，用焊洋铁壶的大烙铁焊无线电。我自己做了蓄电池，照明用的，家里点上了小电灯。有个小资本家见了，请我业余做蓄电池，他卖。根本卖不出去，蓄电池是车用的型号，他又不认识司机；人家不买，买原先是司机，后来开蓄电池铺子的另一个老板的，人家有关系。看见坐在那里等客上门的情景，我决心一辈子不做买卖。抗战胜利之后，只要在飞机上带点货，准能发财，我也没干过，我不干。有技术，可以创造条件生存。在学校时，我是学生会主席。那些年，惨案真多，“五卅”、“三一八”、“五三”……我们组织学生上街烧日货，游行。那时就感到国家弱，被人欺，光是游行、烧东西不行，得学技术，学了技术为国家。
在电台工作一段之后，考进欧亚航空公司，是和德国人合办的，中方股金当时好像不太多，后来加成51%，算是“中外合资，权在中方”。对，那时就有“合资企业”。我去的时候，规模很小，技术上对中国人保密，修理飞机，不许中国人看。卖关子卖得厉害！中国人只能当助手、副职。
我在无线电部门，主管的德国人不是学无线电的，是飞机上的报务员，没学向，到内蒙古开飞机轰羊玩，让老乡用步枪打掉了一条腿，留在公司里当地勤了。中方主管和他关系不好，他是留学生，学的是无线电，有理论，不会动手，于是互相看不起，吵。我一进去，很快就升上去了，自然筛选上去了。
过去，没有无线电导航设备，靠飞行员照地图飞，认地形地物。我为这还差点死了——新来的外国飞行员贪玩，顺着长江飞，飞飞就迷航了。他看地面也白看，根本分不清城市名称，怎么也找不到南京。我倒是认识，知道飞机在苏州上空转，可我和他中间有隔音玻璃，说话听不见，全凭比划。我比划的他不懂，他比划的我倒是明白——飞机要掉下去了！飞机掉在“莫城镇”，这地名我忘不了啦。他傻了，呆在那儿，我赶紧跑去打电话报告失事经过。经理第一句就是：“你是谁？啊！我们以为他把你也摔死了！”后来，进口了大飞机，有导航仪。那德国人不敢动它，我呢，就偷偷研究它，仪器坏了，他坚持送回德国修，我坚持自己修，修好了，我的地位又升了一截。经理同意修，没导航，飞机师不敢飞，公司赔钱嘛！
我又仿制这种导航仪，没敢说，悄悄干。当时我的工资比较高，自己买器件在家装。趁着“头儿”不在，我们就公开试验起来，他休假结束回来，我们也干完了，试飞也成功了，而且有所发展，我们吸收了美国的设计。就这样，总经理送我去德国进修。这是到德国的最后一批人，一九四○年，二次大战了。
同去的三个人进了汉莎航空公司，不叫我去。有人说：杭效祖就是造导航仪的那个，不能叫他再偷走别的技术！我要求回国，使馆忙着撤退，顾不上，叫我留下。对德宣战以后，我就自己找到西门子公司，搞机用雷达，直到一九四五年。
那时，生活极困难，工资挺高，没东西吃，英国飞机天天炸，死的机会真多！规定我们听见警报也不能跑，坚守岗位。我算过英机的炸弹得投到什么位置才把我们“装”进有效半径去，可它就是投不到。好不容易投到一次，恰好那天我休假。他们也不大管政治审查，让我工作，还加班。胜利后，我从德国到维也纳。
美、苏、中、英、法五个战胜国，庆祝大会竟没中国旗！我去问，当局说“没中国旗”。我有，我在香港买了一个国旗，一直挂在床头，又请华侨妇女做了党旗。当然是民国旗，国民党旗，那时并不知道共产党怎么回事，光知道有这么个老是叫国民党不得安宁的“异党”。华侨们自然而然推我组织个侨民委员会。从此，我们有“公文”，
有大印，和当局办交涉，包括开结婚证书，都“合法”。当时，《中央日报》记者陆铿和乐恕人以随军——随美军记者的身份到欧洲，我们一起吃了那顿阳春面。（“‘文化大革命’，我们叫陆铿给‘坑’得好苦！审查我，就是追问他和陆铿、戴安国的关系！”杭夫人插话。）我一生就这两位记者朋友，至于戴安国，是上下级而已。那时，陆铿很爱国的！现在也挺想他，他回来，也来见见面嘛！我看《天天日报》、《新闻天地》上他写的文章，还是很厉害嘛！噢？他又到美国去了？回来，我们再一块吃阳春面。
只有瑞士有个中国领事馆，我就去瑞士，领事馆说：“你可以乘难民船回国。”凭什么？！我们不是难民，我们是“复兴人才”嘛！后来，收到国内寄来的钱，叫我去法国，和我们的总经理参加世界民航会议。在法国半年，钱花光了，使馆又不管我们了！恰好法国华侨开会，请我去报告德、奥华侨情况，我在会上大骂使馆，下面的华侨也哭，也骂他们坏！第二天，使馆就送来飞机票：“你走吧，快走！”怕我给他们惹事。乘法航到加尔哥达，换“中国航空公司”飞机到昆明，然后坐我们公司的飞机到了上海。
当时，欧亚已经改组成“中央航空公司，了，是中国两大民航之一。我在“央航”当总工程师，大家依旧拥护我。那时，总工程师说话就算，不用讨论来讨论去。
国民党也挺会拉拢人的，我是党外人士，客气。他们还叫我赴美考察一番，说是在德国苦了我了。回来不久，国民党就琢磨跑台湾了，叫“央航”去，我们不去，拖着。拖不了，就迁广州搪塞一阵，不行了，又迁香港。然后就起义了，回来了。关于“两航起义”，也就是“中航”和我们起义，航空工业部和民航总局正在写书，写了两三年了，快写出来了。
“两航起义”，有共产党人在中间活动，我们“央航”的二把手，和周总理在黄埔军校住一个房子，和党有关系。我也做了一些工作，起义时成立委员会，我是成员之一。一共有七个人负责，有的人没回来，也有的回来又走了，我留下来了。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九日宣布起义，然后就回广州讨论问题，焦点是待遇。一个意见是“港币折人民币”，那不行，比如我，一个月挣四千港币，折多少钱？四千，可以买一辆小轿车。另一个意见是“待遇不降，保持生活水准”，我主张这条。开会吵，总经理也不来，我代表“央航”，最后说服大家，按我的意见办。我们回来干什么，回来吃苦的，怎么能开个价钱叫共产党买呢？！共产党干部也不参加会，要我们自己定。
我们“央航”回来的总经理，后来又出去了。我带“总”字，另一个带“总”字的是总飞机师潘国定同志。他是离了婚回来的，好人呀！“文化大革命”，搞他好惨！他回来之后，生活不习惯，钱不够花，就把相机什么的全卖掉了。周总理听说了，很着急：“不许潘国定卖东西！我们应该给他钱！”总理也帮过我，“三反”“五反”，把我当“老虎”打，周总理解释：“杭效祖不可能搞这些。搞这些，他就不会回来了！”于是，头一天还“挨打”，第二天就当了“打虎队副队长”了……每次见到总理，他都不等我说什么就拉着我的手：“啊，杭效祖，杭效祖……”我到天津工作，也是总理讲了话的，因为刚解放北京没小洋房，天津有，总理怕我住北京不习惯。我在天津当保密工厂的厂长，兼着国家民航局的电讯总工程师等四个职务。开始，发我加倍工资，一月合人民币近六百元，一九五二年我自己要求降下来，现在是将近三百元一个月。当时的物价便宜，国家又百废待兴，为吃苦来的，不安心拿那么多钱。
以后，工厂划给总参谋部，评为二级工程师，一九五八年搞航天工业，又把我调到航天部门来，算是参军，军衔是上校。只有两个大校工程师，上校，还有人不满意，说是“干了半辈子革命，还不如半截跑回来的杭效祖”。其实只是套个军衔，工资比少将还高嘛！
五十年代，做了一些事情的，六十年代差一些，人员拆散了，“文化大革命”……现在离休了，其实还能干事情，我和领导同志讲了：“别看我是顾间，咱们航天工业部有什么课题给我，我还可以干。”现在我还是每天上班，早晨起来，司机接我去，我在办公室坐一会儿，拿上“大参考”什么的看看，十二点下班回家。不去可不行，我时常还要借仪器回来用呀！我修电视，专修彩电。黑白的，原来管，现在不管了。一群老头儿，互相引荐着找我，老头儿给老头修呗！现在家里还有好几台排队的。同事也来找，现在少了，怕累着我，保护起来了。你们的电视坏了，也可以送来修，可是，朋友的不管！
一九八一年去联邦德国考察，三十多年没出去了，一去，还行，我的德语、专业都不差。回西门子公司，和我同一代的都退休了，年轻人都把我当老前辈。那个一条腿的报务员从非洲回国，大老远开车来找我，简直没想到我还活着。活着，还干了些事情呢。上天一个东西，就发点奖。
在国外，想方设法给国家省外汇，罐头食品便宜，老吃，顿顿吃。除了赴宴，不进餐馆。和我同去的同志，目的是照顾我，可我尽照顾他了，他不会德语。临回来，他要买个彩电，我带他跑了好多家，买了一台坏的，才四十块钱，合人民币四十块。他说：“能修吗？”怎么不能？回来给他捅一捅，好了。在飞机上可苦了我了，没烟。不是为省外汇吗，就没在机场买，结果，飞机上竟没送烟！我看那些同胞，一人夹两条好烟，真想要一盒。他们是国家男排，比赛之后回国。到北京机场，等着验关，我看见老伴儿在外边等我，我就嚷：“扔盒烟进来！”
是呵，我这人弹性挺大。“文化大革命”搞我十一个月，前几天部里问：“谁在‘文革’整过你？”我说：“没事儿，他们不错，我感谢他们。”他们没打过我呀！把我送干校，我还是炊事班长呢。因为我会吃呗！前天，一个党员干部来找我握手，说：“整您了，错了。”还掉眼泪。我说：“谢你倒是真的，送我关黑屋子，你还帮我买过烟叶子呢！”那位同志是不错嘛！（“这老头子，‘文化大革命’人家没少斗他，你们看他现在这样儿，还谢人家呢！他们也斗我，吓死人了，说我是特务的老婆，审查一通，又说我就是特务……地毯、皮沙发，什么什么都没了！”老伴儿忿忿不平地说。）他们整我没结果，就搞她呗！上次去联邦德国，还有同志讲：“杭老，您可不能会见您原来的德国太太呀！”可能吗？她在民主德国，去联邦德国比我从中国去还麻烦！
儿女，全都别和我一块住。也不给他们钱，叫他们独立。七间住房，两个厕所，还有大厨房小厨房，各有各的用处，国家分我的，我不叫他们住。我得在不同的房子干不同的事嘛！五个孩子，只有一个是正牌大学生，学的是师范，在教中学。
哎呀！你们这虾可不好。那回庆祝“两航起义”三十周年，宴会上那大龙虾，哎呀，和胳膊这么粗，这么长；挤的奶油，浇的沙司，漂亮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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