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街的窗口 　　推开贴着“五好家庭”的大门，迎面的墙上挂着一张奖状，烫金的大字是—“贤妻良母”。正是因为这个，宣传部门引我们去见她…… 　　报上都发表过了，还写吗？ 　　我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没毕业就赶上“文化大革命”了。知识青年下乡时，因为特殊原因，没去。原因是父亲有病。后来，就分配我去教小学。我教的小学是样板学校，老有外宾参观。教了一年，教育局看我教得不错，就调我教初中。我是全区第一个抽调到中学的小学教员。对，我是指我们这一批里，我是第一个。 　　没什么难的，一心教就是了。我上中学时，一直是班干部，高中是“品学兼优金奖”获得者，要是不“文化大革命”，我会被保送上大学。有规定，金奖获得者不用考。 　　其实呢，我们没谈过恋爱。我们认识一个礼拜就登记了。他刚从部队复员回来，在工程队当工人，他们队有援外任务，到赞比亚去，挑上了他。他呢，想在走之前把“个人问题”解决了，就有人介绍了我。我看他挺老实的，就同意了。 　　也不能说不了解，介绍人说过，他是党员，在部队当过组织委员。能当组织干部的同志，政治上是信得过的。生活呢，无所谓，凭自己创造。虽然到现在他还是工人，我们的生活不是也搞得很好吗？ 　　登记领结婚证以后，还没举行婚礼，他就走了。三年以后，他才回来。是因为没分到房子才没办成事儿。 　　在这三年里，我们经受了考验。主要是我家不同意，当我还是小孩，认错了人。他们反对的原因？他们嫌他家穷。当然是我胜了—我们登过记，领了结婚证，办不办婚礼，都要负法律责任。 　　一九七三年冬天，他回来以后，我们举行了婚礼；双方的领导都来祝贺，送了纪念品。当时流行送毛主席像。那年，我二十六岁，他二十九岁。 　　我们从来没红过脸。 　　我本来不想考大学。一九七八年那年，学校领导动员我们大家报名时说：“咱们学校不象别的学校似的，扣住有才干的老师不让考，大家自愿报名，多考上几个，让他们看看咱们学校的实力。”我报了名。复习了四十天，考上了。那时候，我已经生了两个孩子，早当妈妈了。 　　只准报考师范，规定三十岁以上的只准考师范院校。由于我是党员，在班里当班长。三年级的时候，我生了病，昏在课堂上。是瘤子，在肚子里，大出血。当时就送进医院开刀。可是，开刀一个月以后，我就坚持继续学习。 　　我觉得应该珍视这个学习机会。而且，全靠我爱人带两个孩子，我经常是半个多月回一次家，全靠着他，得对得起他。 　　毕业分配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劝我考研究生。我没考，原因是我已经三十四岁了，干什么老是上学？是还有别的原因，我不想把我和他的差距拉得太大；他初中没毕业就参军了。 　　差距太大了不好。 　　比如音乐、美术欣赏，有一定差距，我也承认这个差距，但是，以哪个为主呢？既然组织了家庭，就得保护它。而且，他为我上学，牺牲也不小呀，男同志都爱打个牌什么的，他呢，得看孩子。现在他也没时间玩，得干活。 　　我们得互相对得起。不一致的看法？那可以不说嘛！我们始终是相敬如宾的。 　　当然有人表示过，我劝他尊重自己，也尊重我。我不当女“陈士美”。 　　我现在是我们学校的校长。社会地位变了，更得对家庭负责任，而且我知道，我的地位也有他的功劳。同时，在市妇联和政协有些职务。〔“她是我们市的政协委员呢！”引我们去的同志说。〕我可不是谦虚，有什么好说的，只不过在“五讲、四美、三热爱”中做了该做的事。 　　要加强教育。今年，我们学校也发生了两个离婚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