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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雨新知
她不愿我们向读者公开她的姓名。她现年六十四岁，退休金五十二元，与女儿同住在一套两居室的新工房里。
由于她的自述与我们所知的背景资料有相当差距（这显然是因她的局限性而不是有意隐瞒），我们只好多用些括号来解释。
我是浙江奉化人，和蒋介石是小同乡。父亲是农民，租地主的田种。十三岁时我到地主家当丫头，是父亲卖的，算是顶租。十四岁我被地主奸污了，凡是漂亮的丫头，很少有不破身的。
当时我不懂事，只知道失了贞洁的姑娘是嫁不出的，嫁出去也受丈夫气，我是完蛋了。地主家在城厢，离城里很近。有天我听说来了上海招工人的，偷偷跑进城去报了名，没想到人家要取铺保，我哪有保证人呢，只好又悄悄回来了。我想做工只是为逃开地主家，而且听说象上海这样的大地方好混生活，男人也不管老婆是不是黄花女；他们只求女人能做活，能挣钱；我想我是很能干活的。我当然想嫁人，奉化姑娘十二岁嫁人，十三岁抱小囡的很多呢！
秋天，附近的小姐妹说城里又来了个招纱厂女工的人，他不要铺保。我又偷偷跑进城去。那人说每月有三块光洋的工钱，当天打手印当天送我走。我迷里迷糊地跟他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那人把我跟另外三个姐妹带到一个两层楼的房子里，房子里的一男一女打量了我们半天，只留下我一个人。那女的还对那人说：“你睏过我可不留。”我当时还想，这工厂很严呢，幸亏他们都不知道我跟地主的事。我又打了一回手印，招工的人领着剩下的三个姐妹走了。
那人一走，房子里的女人就说：“以后我就是你的姆妈，你要识相呢！”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规矩，点了点头。她拿出一套旗袍和绣花鞋子叫我穿上，我忙说：“我是来做工的，不好穿这么美。”那女人狞笑着说：“你‘卖断’给我了，做啥工？这地方有啥工做？！”
买我的是妓院。地方在会乐里，会乐里是有名的风化区。这是一九三三年的事，我十四周岁。
一连三天没让我接客，他们要找个出大价的给我破身。头一回接的是个什么公子，结果被他狠打了一顿。接着又被鸨母打了一顿，因为那公子一个钱也没给。我又没说我是“清倌人”，他们是让那个“招工”的骗了。客人打人是生打，鸨母则是用针扎小腿肚子，扎完看不出，还得接着接客。
妓院是人间地狱。我每天得接十几个客人，最多时接过二十多人。收费是计时的，到时间鸨母会砸门，这叫“把客人敲出来”。
来月经也接客，专有要“闯红”的客人。我怀过两次孕，打胎第三天就得继续干。一共接过多少人是算不清的，从十四岁到三十岁，我怎么也接了几万个男人的。
那是故事里的事，我接的人没一个要赎我的。妓院里常说“嫁不完的男人，流不尽的水”。我一身是病；除去梅毒，我还染上了吸白面的毛病，没人要我当老婆了。
我是“卖断”给妓院的，有的姐妹是“自帐”，有自由，我不行。我卖身的钱说是自得三成，实际不可能，除去头一身衣服是鸨母花钱外，以后靠自己挣。
全上海有多少妓女？据说有三万人。（这个数宇肯定不准确。一九四九年成都妓女数字是二万九千八百余人，上海绝不可能仅三万人。事实上，除去向政府注册的公娼外，私娼和从事咸湿生意的吧女、女招待、“按摩师”、“女向导”的数目也很大。）
梅毒传染活该。我长了“杨梅疮”照样接客人，他们把病传给我，我再传给他们。治是可以治，可我们治不起。日本人走后，美国新药进来了，可我们买不起。（解放后统计数宇证明，性病患者占妓女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当妓女的就是为了钱。象我这样经历的苦出身很多，也有混过大世面的。我所在的妓院附近有个姐妹曾经是电影明星，是从明星、舞女、卖身一步步走下坡的，她说男人骗她，她也反过来骗骗男人。
你说得很对，是要有个念头支撑着，否则和几万个男人睡觉是根本做不到的。开始当然是没办法，相信命苦，后来也就信了别的姐妹的话。最可笑的理由是：别以为男人玩我们，我们也玩着男人；男人玩完丢了钞票，我们玩完挣了钱，占便宜的是我们。
有的男人也给我一点“私钱”。但我看过《望乡》以后很吃惊，我真不信一个妓女能存一布袋首饰，根本不可能！（事实上有少数妓女是可以做到“富婆”的，例如北京的“红袖添香四妹”、四川的“白丝街梅小姐”。）
你这是句很外行的话；我们从来不讲“洗手不干”这个词，我们又不是强盗。我们说“从良”，也叫“洗手焚香”。我是一九五二年国庆节前洗的手，是最后一批妓女。（据查，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取缔残存妓院，收容妓女五百余人，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上海市政府发布收容暗娼令，当晚收容转入地下妓院的妓女近一千人，一九五三年七月上海市公安局取缔舞女、吧女及一切卖淫活动。）
对新中国成立我是麻木的。国民党、日本人、美国人，然后又是国民党，我见的人多啦！共产党来了，我还是卖自己的“咸肉”！当时，大批的姐妹朝火坑外跳，自动脱离妓院的人政府给找工作。我没随她们，我根本不信“长三”、“幺二”们能自己干活养自己。我要等个好人，嫁他从良。你们不是说共产党好吗？那我就等个好共产党娶我吧。当时我真没想到共产党不逛妓院，不信有不吃腥的猫咪。
后来听说共产党要取消妓院，所有妓女要剃光头，要“共”我们当妻，很害怕。刚过几天顺心日子，怎么又来事了？
我所说的“顺心日子”是这么回事：一九五O年春天镇压反革命，政府枪毙了妓霸，欺压我们的人少了；而且人民政府从来不收“花捐”，国民党则单个要我们身子合伙要我们钱。所以我当时认为是“过顺心日子”，“感谢共产党”。
经过一九五一年的收容公娼，全上海的妓院全没了；我在咖啡店当了暗娼。舞厅我去不了，舞女是“技术”。我挣到钱就买“白面儿”，毒瘾越来越大。那时候经常拉不上客人，而且提心吊胆。到了一九五二年国庆前夕，我正盘算着趁过节捞上一把，不料想公安局把我给抓进了妇女劳动教养所。
当天夜里进去千数人，我们大哭大闹。尤其我这样的，干了十几年，又听了许多反宣传，心里是恨极了。而且劳教所禁止吸毒，毒瘾上来不想哭也流泪。管理干部讲话说“帮助姐妹们逃出火坑”，我心想：“你们把我弄进火坑来了！”
解放初，上海不安定。国庆节后，大概是十月十儿号，好几百个流氓把劳教所包围起来了，他们要把我们抢出去。我们在里边也拼命往外冲，和管理干部闹起来了。管理干部有规矩，他们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只是死守住大门，比我们先进劳教所的公娟已经学习了快一年的时间了，她们先是帮干部守大门，后来看我们要出人命，就和我们抢莱刀，她们可不听什么纪律，我们打起来了。
后来，外面来了一大批警察，把流氓抓走了，我们也就没辙了。别看闹得凶，凡是妓女全怕警察，旧社会让他们欺负惯了。
对，你说得不错，我们是不太怕管理干部，甚至瞧不起他们。旧社会笑贫不笑娟，我们看那些女管理干部人人穿个二尺半大褂子，心想：“男不男女不女的，还不如我呢！”劳教所的所长姓杨，比我大两岁，是个大姑娘；我们私下说：“就凭她管我们？她见过屁！”事实最后证明她比我们强一百倍。
是的，我们爱打听事。进了人家的管界，当然得探探人家的底。你们也挺爱打听事儿的，别再打断我了，不然会忘记说到哪了。
初进劳教所，我是不知羞的。所里是半天学习半天劳动，我有毒瘾，不参加。别的人也变着法不干活。
学习是开忆苦会和学政策。忆苦会上，先进来的姐妹带头忆苦，我们后来的也有人忆。我认为忆也白搭，那些脏事谁不知道？苦又怎么样？还不是等着让人家送兵营去当“共妻”？学政策时，管理千部再三讲外面传的“送东北开山”是谣言，政府是要改造我们成新人。先进来的姐妹也现身说法。
没想到，新的谣言又传开了—军队在朝鲜失利，伤兵等着要输血，政府要抽我们的血。当时我是很没心眼的，谁说什么也信。没过几天，抽血的人真的来了。我又吵又闹，把瓶子也摔了，最后还是让大夫给抽了一管走，抽得很少。我想：“大概先得化验血型什么的吧？”别看我不知道梅毒病人的血也有毒，我知道血型。我看过《三滴血》，那里面就有验血的事。
过了半天，大夫和干部一块儿来了。大夫说：“你患有梅毒，从现在起住院治疗，”我一下子矇了——原来先来的姐妹的话是真的！原来共产党是真要救我！
我抱头痛哭一场，然后住进劳教所的临时住院病房。我治病之前体重是八十磅，现在是一百一十斤，你看我现在也不太胖吧？那你就能猜得出那时我除了骨头就剩皮了！
病基本好了之后，我开始朝正道上奔了。劳教所组织我们学文化，我是在那扫的盲，现在能看报纸，可惜有些字认不得；意思能看懂。同时参加劳动，学了技术。学的是织袜子的手艺，用机器织。
其实，我这样的算是好改造的，毕竟是苦出身。把窗户纸捅破了，好坏事、好坏人分得清。麻烦的是那些交际花，她们说是“卖笑不卖身”，其实是假话，骗鬼！她们脑袋里花花事多，人也邪。有个姐妹和管理干部说：“你去过百乐门吗？吃过大莱吗？”管理人员只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当时就让她下不了台。于是就骂人，砸东西。可这姐妹如今也工作得很好，终究会让教育过来的。在人民政府面前，她不行，差得远呢。
劳教所里有些事很让人生气。管理人员全跟亲人似的对我们，可我们内部瞎打架。交际花就欺压我们，以为她们干净我们脏，我们土。有的连她的床也不许我们碰一碰。我也和她们吵过：“你干净个屁呀！不过是跟大官睡！”劳教所提出的号召也是比赛谁先洗干净旧社会的污泥走新路，具体怎么说想不起来了，很顺嘴的一句话。
《姐姐妹妹站起来》你们看过吗？真可惜，二十多年没演这个电影了。是写我们的，很真实的。
在劳教所，我拿到第一个月工资时又大哭一场——这是我头一次挣到了干净钱！我是一九五六年离开那里的。有出所条件，符合条件才能走。三条：一是政治表现好；二是把梅毒治好；三是有技术，社会上能接收。（据了解，第二条应是：疾病痊愈，无恶习。）
我进的服装厂，是劳动局安排的。原来学的摇袜机技术没用上。但是我能重新走入社会自食其力，全是劳教所的功劳，没有政府治好我的一身病和心病，能不能活到进工厂这一天也难说。
你们这些写文章的心可真细，尽问怪问题。我当然得填履历表。“解放前从事何职业，这一栏是很让人头疼，于是问领导。厂长说：“我看填‘无正当职业’吧！”我一块石头落了地——填妓女太丢人，填无职业又是骗人。人总要脸呀！“文化大革命”我一天红袖章也没戴，什么造反队也不参加。凭什么？就凭我不能反这么好的领导！人得有良心！“阶级成份”当时是填的“流氓无产者”，“四清”时告诉我填“城市贫民”也行。
我是大跃进那一年结的婚。丈夫是三轮车工人。介绍人曾和他讲过我的事，他同意先见见我再说。我这个人是很直的，头一次见面我就说：“我旧社会是‘万人妻’，让政府教育好了；可是总有污点，对不起你。这种事成就成，不成不能强求。”他说：“以前归以前，现在好就行。”我说：“我现在是先进生产者呢！”一来二去，事就定下来了。临结婚我问过他：“你就不嫌我？”他说：“我这么大岁数能找个人不错了，你得给我生个儿。我们不能绝了后。”我告诉他这可保证不了，我打过两胎呢。他想了想说：“那也结吧，有感情了。咱俩都是苦人儿呀！”论思想，他还不如我这个进过劳教所的先进呢！
结婚后的生活很好，他人好，老实厚道，很疼人。他是去年去世的，女儿差一个月就大学毕业了，他没赶上就走了……我曾问过他：“旧社会你就那么干净？”他脸红了半天说：“踏三轮车的没几个娶得起老婆，有几个钱就走邪道去坏地方呗。”从那之后，我们再也没谈过往事。对，是不堪回首呀！说不定我们是旧相识呢！即使是，也认不得了，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我始终没能生一个儿子，一九五九年我怀孕后反应很厉害，住了三个多月医院。生女儿难产，剖腹后发现子宫有瘤子，结果动了手术，再也不能生了。
参加工作后，我基本上没有感觉有压力，同事中多数待我很好，像亲姐妹似的。劳教所出来的姐妹也有时见见面，有当工人的，也有店员、护士、农民。劳教所是一九五八年结束的，挽救了几千人呀！（据了解，劳教所出所人员还有当干部、保育员、演员的，其中有极少数出所后因重操旧业再度收容。有关人员说：一九五三年前的妓女是因历史条件造成的；重新收容者则是触犯了国家法令的卖淫罪。处理是不同的。”此外，有关人员认为：“劳教所是你们采访对象的习惯用语，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的简称以女教所或教养所为妥，原因是‘劳教’已经是我国对轻罪犯的改造形式了。不要引出误解。”）
我女儿直到念中学才知道我的旧事。她和一个邻居吵嘴，那妇女骂她：“你妈是……”她回来大哭大吵了一场。我告诉她：“妈妈是让旧社会逼的，新社会把我从火坑救出来了。我也给新中国建设出了力，比她强！她一辈子跑小菜场，什么也不会干！”然后我跑出去和那妇女打了一架——我不亏心，她亏心！
“文化大革命”中我去医院，猛然间看见给我治过病的大夫在擦地板，他是皮肤病专家呢，我当时就流泪了，他看看我，以为我有重病，伸手扶我，问我看哪一科。我说：“我是X
X X呀！”结果他还是想不起来，直到我说：“在通州路……”。他才默默地点点头走了。好人在那年头都吃不开了！
你们的问题也真多！既然是人人都问的，我也只好回答了。新中国救了我，我和大家平等。我们的姐妹中，最好的已经入了党，模范也有呢！但比我差的也有，比我工资低的、比我住房小的、没儿女的、没嫁人的，各有各的欠缺。可是我们有今天全靠人民政府呀！从工作、生活比，我是中上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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